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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期中國人對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與傳播

時間:2019-11-11 來源:美術研究 作者:張玨,李瑞君 本文字數:5484字

  摘    要: 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清末民初時期完成了它的“現代轉型”。轉型經歷了三個階段:排斥階段、接納階段、傳播階段。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實際上就是“西方化”。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在文化上的一次史無前例的革命。決定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的因素并非只是外來的強加,更主要的是來自于中國社會內部的選擇。這種影響深入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居住、工作、生活和娛樂建筑的室內環境到人們的行為方式。

  關鍵詞: 生活方式; 現代轉型; 排斥; 接納; 傳播; 選擇;

  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晚清民初時期發生了巨大轉變,完成了它的“現代轉型”。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實際上就是“西方化”,毋庸諱言,西方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確實是優于中國幾千年傳承下來的生活方式和習俗。這種影響深入到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無不受到西方社會的影響。

  最初,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中國往往以兩種方式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一,奢侈豪華、高貴的象征;二,標新立異、玩樂的符號。因此,西方的生活方式最初不是特別被中國人認同,人們只是以一種鄙視、好奇抑或羨慕的復雜眼光看待西方人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然而,從最初的排斥到完全接受西方的居習而完成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并沒有用很長的時間。

  一、排斥階段

  上海自1842年開埠以來,英國借口“華洋雜居不便”,以《虎門條約》中準許英國人在通商口岸租地造屋的條款,與清政府擬定了《上海土地章程》,于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始有了租界。在租界里,西方人修建新現代化的住宅和住居環境(圖1),把他們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全盤搬到中國。他們的住宅功能齊全,設施完善,有專門的會客廳、書房、臥室、衛生間、廚房等,有的還有花園、回廊,甚至私家舞廳。住宅的室內環境寬敞明亮,裝修華麗(圖2)。使用的家具和器物全部由海外運來,有鋼琴、衛生潔具、電風扇、沙發等,甚至玻璃、地毯、壁紙等裝飾材料。

  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歸根結底是中國傳統核心文化的現代轉型。中國長久以來一直是東亞文明的中心,中國人因此便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農業型、內斂型模式和傳統格局帶來思想上的惰性與頑固,以及物質和精神上的封閉自足,這一切使得中國人在面對西方的挑戰時反應遲鈍,對待外來的文化和事物態度保守,甚至排斥。
 

民國初期中國人對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與傳播
 

  在晚清,“士,或稱知識分子,通常都是非常仇視外國人。他們反對電報、鐵路以及一切新鮮的東西。他們閱讀的經典著作是孔夫子時代創作的,世界歷史或人類思想、智慧的發展史,以及所有事物發展和學問的來源之一切最本質的東西,就在那個時刻停頓下來。”[1]因此,舊式文人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屑一顧,甚至認為洋人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有傷風化,為人所不齒。

  圖1 建于19世紀末的英國鄉村風格上海早期花園住宅
圖1 建于19世紀末的英國鄉村風格上海早期花園住宅

  圖2 石庫門住宅中的西式起居室
圖2 石庫門住宅中的西式起居室

  在對待外來知識的問題上,西方人認為清朝“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狹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清國婦女的小腳一樣被擠壓而萎縮。清國女孩的腳在幼年時就被人為強制地束縛起來,迫使它們停止生長。而清國男人們的心智發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時代的古老水平。這里的女人走起路來活像一只嘗試著只用兩條后腿行走的山羊,而這里的男人在現代知識的道路上行走時也如他們的女人一般無能為力。”“而受過中式教育的清朝人,就連形成一種科學觀念和理性思維所必須的初步知識都沒有。在北京國子監的大門外面立有一塊醒目的標志牌,上面題道:‘齊家、治國、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而在這座大門里面的標志牌上則題道:‘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門者,譬之宮墻。’這意味著,在19世紀的大清國,要讓一個男人成為其他男人的統治者,其所需的全部學識僅僅就是那些經典著作而已。”1這樣的評論雖然讓人心理上難以接受,但從這些舊式文人對待外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態度上,又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過于保守,依舊生活在故紙堆里。

  二、接納階段

  在飽受洋人軍事、政治及經濟的侵略之后,而后中國人被強迫接納西方的新技術、新文化、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審美和思維方式等,范圍之廣和程度之深為中國歷史所罕見。

  1881年華洋德律風公司在中國上海開始經營電話業務,1883年自來水開始為上海公共租界的用戶服務,汽車也于1901年出現在上海。

  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一批新的洋貨如電燈、電話(圖3)、電風扇等不斷輸入中國,進入到尋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二三十年前,民間燃燈均用瓦燈、棉子油或豆油等。光緒季年,皆用煤油洋燈,近間有汽燈。”[3]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最先適應西方生活方式的人有兩種:一種是有機會與西方人接觸的買辦、官僚、富豪、商賈;另一種是妓女。

  在這些開埠的城市,最先享受西式生活居習的人,除了洋人之外,就是這些與洋行關系密切的“買辦”階層,以及部分官僚與達官權貴、富人們,他們將原有的居習融入到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對他們來說西方居習顯然成為“高等華人”的象征。此外,西式生活居習還被為這些洋人和所謂“高等華人”提供服務的妓女們所接受,成為追求新奇的符號。

  “買辦”原為中國商號雇用,僅在中外貿易中起到“居間”的作用。及至后來,他們完全受雇于洋人,為洋人服務,成為晚清至民國期間中國特有的一個專門的社會階層。買辦階層中有些人處處維護洋人在中國的特權和利益,對同胞則行敲詐盤剝之能事;也有些人后來逐漸成為中國近現代務實的實業家,對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貢獻頗大。正因為他們經常與洋人接觸,因此順理成章地成為最早接受西方居住習慣、生活方式和禮儀的中國人,更是這種生活方式的推廣者。

  妓女代表著社會繁華、享樂、新奇但糜爛的一面。作為依附于社會邊緣而生存的一個群體,妓女這一形象及位置恰好符合了當時抱有傳統世界觀的晚清人企圖對洋貨及洋文化進行“編排”的形象。這個現象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逃避現實的一種畸形表象。妓女的形象經常與城市的西洋式公共設施與西洋器物聯系在一起,例如洋房、彈子球房、西洋敞篷馬車、汽車、電話、街燈、西餐館、咖啡廳、舞廳、電影院等等。妓女也常常以這些外來物來樹立自己所屬群體與眾不同和標新立異的形象。

  圖3 晚清時期的電話機
圖3 晚清時期的電話機

  不論作為有錢人奢華玩樂生活的象征,還是作為如妓女們標奇立異的符號,西方的城市環境、建筑物、設施、家具、電器以及其他各種器物,還有它們所營造出來的居習和生活方式,已完全被復制到上海及其他開埠城市(如天津、武漢、廣州等)。

  在徐君、楊海所著《妓女史》一書中,曾轉引小說《續海上繁華夢》三集第三十三回中的描述:“看房內陳設一切半中半西,甚是精致:靠壁四張紅木交椅,兩張紅木茶幾,中間一張紅木方桌;靠窗是一只紅木洋式寫字臺,一只紅木螺絲旋轉圓椅。寫字臺上供著兩個外國花瓶,瓶內栽著兩株外國水仙,尚未著花,那葉子卻青蔥可愛。寫字臺的兩旁,四張柚木洋椅,橫里頭是一只柚木沙發;壁上邊一面大著衣鏡,正對外國雙人大銅床,床上邊的菜花銅梗擦抹得金光耀目。床前一只紅木外國式妝臺,臺上擺著一只時鐘,又是兩個外國花瓶,瓶內插的是兩枝罄口臘梅,可惜已開泛了,并無香韻。妝臺邊的壁上掛著一幀賈第的時裝放大小照,衣飾布景俱用綢縐制成,乃春生軒新發明的。交椅邊的壁上懸著四幅裸體美人,用紅木框鑲著。”[4]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人們居住的空間環境已經發生的改變,他們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也可見一斑。

  在沿海城市和地區,隨著社會的發展進程,人們感受到了西方起居生活環境的便利、衛生和舒適,慢慢適應和習慣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居習。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居習也逐漸地被普通大眾所接受,他們的生活慢慢被西化(現代化)而變得中西合璧。

  清末,廣東僑鄉開平的碉樓建設規模達到高峰,隨著碉樓功能的改變、樣式的增多和營造技術的進步,僑民根據自己的財力建造能滿足自己最大需求的碉樓,比較有錢的華僑人家的碉樓更加講究居住的寬敞舒適,使用了先進的生活設施。規模比較大的碉樓,造型比較復雜,內部房間寬敞,臥室、書房、衛生間、廚房等功能用房齊全,有的碉樓還裝有供水系統和消防系統(圖4、圖5)。

  上海的里弄住宅發展到“新式石庫門”,也已經安裝當時比較先進的沖水衛生設備,發展到“新式里弄”住宅時,已經具備齊全的水、電、衛生等設備,有些住宅還安裝有煤氣、自來水和取暖設備及設施,這些都極大改善了居住建筑的衛生條件,提高了舒適度。

  三、傳播階段

  到了民國初年,在上海這些開埠城市的很多高檔住宅中,集中式的取暖系統代替了原有的火爐、火盆。燒煤的鍋爐被置于專門的房間或地下室,可以通過管道和暖氣片使室內空間升溫;電燈取代了傳統的煤油照明方式;而自來水、抽水馬桶、浴缸等現代衛生、盥洗設施的出現,使得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與以往相比有了質的飛躍(圖6、圖7)。在租借區內租住的中國居民從中享受到了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種種物質生活方面的便利。《時事新報》的一篇報道生動地描繪了當時中國人對“洋房”的喜愛,“上海尚有一種風尚,亦是為華人趨好洋式住宅之佑證者,如各商家之店東,各洋行之員司書記,各學校之學生等,每有招聚同伴若干人定期合開大旅館之房間者,或一周一次,或半月一次,屆時賓朋咸集,連床夜話,興會淋漓,徹旦不去,……其所以趨之若鶩,亦以各大旅館全屬洋式設備,并有冷熱水管,使溽暑嚴冬,咸感舒適,因此輩朋伴,多半住居于舊式住宅,然其傾慕洋房之心里,固人同此心也。”[5]追求現代的生活方式成為一種突出的社會心態,以新為美表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面。石材、玻璃、地毯、浴缸、抽水馬桶以及新式家具的出現,使得中國傳統室內某些重要的元素逐漸過時,人們開始用一種全新的審美取向來評價室內的裝修與陳設。

  沿海城市在經濟文化和習俗上的快速變遷和發展,必然對內地城市產生強烈的輻射影響,這種影響涉及到經濟、文化、科技乃至生活習俗等方方面面。沿海城市由于與西方國家接觸比較深入和全面,因此很快學習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生活方式,往往得風氣之先,在消納和消化后自然會迅速向內地傳播。尤其是在生活習慣、文化習俗上,對中國內地的影響非常大。1899年,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重要開創人內藤湖南到中國北方游歷,在北京去往張家口途中的南口小鎮見到南口旅店竟然也有西洋式浴盆,感到十分驚訝。2由此足見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國的影響范圍之廣、程度之深。

  在中國開埠城市中出現的新鮮事物,從馬車、汽車,到酒店、銀行、酒吧、咖啡館、電影院、照相館,再到時裝、金絲邊眼鏡、懷表、化妝品。由1865年煤氣燈的出現,到1927年第一間電影院的開幕,在清末民初數十年間,發展十分迅速。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一批新的洋貨如電話、電風扇、電暖爐、電梯、浴盆、馬桶等物品不斷輸入中國,有些東西進入到尋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改變了中國人數代延續下來的傳統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自然而然,與人們密切相關的室內環境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而也完成了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

  圖4 廣東開平碉樓
圖4 廣東開平碉樓

  圖5 廣東開平碉樓內景
圖5 廣東開平碉樓內景

  結語

  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在文化上的一次史無前例的革命。決定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的因素并非只是外來的強加,更主要的是來自于中國社會內部的選擇,尤其是代表著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價值取向,在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圖6 廣西廬山早期興建別墅的衛生間
圖6 廣西廬山早期興建別墅的衛生間

  圖7 廣西廬山早期興建別墅的衛生間
圖7 廣西廬山早期興建別墅的衛生間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依其產生來源,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由傳統士大夫營壘中分化而成的,另一類則基本上由新的資本主義文化培育而成的。3

  第一類知識分子,早年完全接受傳統文化熏陶。他們在時代的感召之下,逐漸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響,但過于厚重的傳統文化包袱,始終是滯緩他們前進步伐的歷史負擔。他們的政治主張比較溫和,在思想深處與舊文化藕斷絲連。因此,他們雖然能夠接受衛生、便利、舒適的西方生活方式,但是是有條件地吸納,而不是徹底西化。

  第二類知識分子,系統接受了資本主義新文化教育,他們或就讀于洋人執教的新式學堂,或遠赴重洋,負笈異邦,用新的文化構架組建自己的知識系統。一般來說,他們較少受到傳統文化的羈絆,對西方資本主義新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較為深刻,更容易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習俗和禮儀。

  正如費正清在《中國:傳統與變遷》一書中所說的那樣:“若不徹底摧毀舊的社會結構,就無法建立起現代化的中國。”4這些中國新式知識分子借助外來的力量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逐漸構建起新的文化體系,為包括生活方式在內的各個方面的現代轉型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一書中寫道:“機械的文明中國不反對,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兩種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國古代的人生哲學與現代的物質文明——使它們成為一種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學。”5由此可見,經過一個從盲目追從到主動揚棄的過程,中國人在對待生活方式的文化選擇和接納上已經非常成熟,已經能夠從容地面對來自西方的現代生活方式。這種影響已經深入到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無不受到西方社會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居住、工作、生活和娛樂建筑的室內環境和人們的行為方式。

  參考文獻

  [1]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
  [3]楊秉德:《中國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 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林永匡:《民國居住文化通史》,重慶出版社,2006年。

  注釋

  1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第93頁。
  2同上,第94頁。
  3林永匡:《民國居住文化通史》,重慶出版社,2006年,第390頁。
  4徐君、楊海:《妓女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173頁。
  5賴德霖:《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9頁。
  6樓宇烈主編、劉勇強副主編:《中華文明史》(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14頁。
  7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4-765頁。
  8[美]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張源、顧思兼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349頁。
  9林語堂:《生活的藝術》,華藝出版社,2001年,第155頁。

    張玨,李瑞君.清末民初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J].美術研究,2019(05):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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