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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敦禮教育化的體育觀探究

時間:2019-11-18 來源:武術研究 作者:王瀟寒,律海濤 本文字數:5566字

  摘    要: 袁敦禮是中國現代杰出的教育家,他基于“一元論”的身心觀,對體育概念予以科學合理的闡釋;在體育教育實踐中,倡導體育教育化,以培養全面發展人才;反對體育競技化,使其回歸本質功能。袁敦禮的體育思想不僅對近代學校體育和社會體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為當前體育強國發展戰略的路徑選擇提供了重要理論借鑒。

  關鍵詞: 袁敦禮; 體育思想; 啟迪;

  Abstract: Yuan Dunli is an outstanding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monism of body and mind, he explained the concept of sports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In the practice of sports education, he advocated the edu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all-round development talents, and opposed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o as to return to its essential function. Yuan Dunli's sports thought not only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and social sports in modern times, but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ath choice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ports power.

  Keyword: Yuan Dunli; Sports Thought; Enlightenment;

  袁敦禮(1895-1968),河北徐水人,我國現代杰出體育教育家。1919年任北京高等師范體育科主任,留學美國獲體育碩士學位。歸國后,歷任北平師范大學體育科主任、教務長、校長等職。1945年被美國國務院聘任為客座教授。他與吳蘊瑞、郝更生三人為教育部共同起草《國民體育實施方案》,為普及國民體育建言獻策。新中國成立后,袁敦禮曾任蘭州體育學院院長、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袁敦禮對教育和體育事業忠心耿耿,并懷有深厚感情和事業心。在其執掌北平師大體育系期間,始終堅持身心合一的體育觀,追求真理、勇于探索,使北平師大體育系成為我國體育人才培養的搖籃。“在全國,除南京國立中央大學體育系可與其相伯仲外,其他無出其右”。[1]袁敦禮在其留美學習和國內教育實踐中逐步形成了教育化的體育觀,推動了近代學校體育教育化、科學化發展,也為當前學校體育改革提供了理論借鑒。

  1、 對“體育”概念的闡釋

  無論何種學術研究,其核心概念的界定是最為基礎的理論認識,也是該領域學者最為關注和熱議的焦點。尤其是對新生事物,必然引起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討論。由于受到種種局限,對基本概念的認識往往會產生偏頗。中國近代體育是由西洋舶來之物,由于民族文化的差異、科學和教育理論的落差,致使國人對體育概念認識不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理論認識層面的模糊,使體育目標與方法產生偏差,甚至出現目標與方法本末倒置的現象。袁敦禮認為體育發展脫離正軌的根源在于身心二元的“遺毒”,它視人為靈魂指導之下復雜的機器,身、心兩分。體育被視為訓練身體、增強肌力的工具,且注重于形而下的身體與技術層面,而缺乏與形而上的精神層面的聯系。

  身心二元的體育認知,加之強國強種、抵御外侮的政治情勢,使教育界多注重于體育的工具價值,而忽視道德情感方面的理性價值教育功能。在此時期,不論政府和官員所提倡支持的、輿論媒體所鼓吹的、教育界所標榜的體育,幾乎都是有形的身體活動,和各種物質準備與措施。如此發展,學校體育教師們只是機械的重復工匠事物,缺乏理論創新與是非判斷,對體育目標、內容與方法無從取舍。[2]4體育發展至此,頗令人擔慮。
 

袁敦禮教育化的體育觀探究
 

  自西方近代體育傳入我國之后,教育界對體育概念的認知主要分為兩大派別,一是身體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二是從身體活動中來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他們的理論基礎分別為“二元論”和“一元論”的身心觀。留學美國深受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熏陶的袁敦禮主張身心一元的體育觀,認為人是由精神與肉體構成的有機統一體,“肌肉運動對于全身生理發生影響,同時對于心理也發生影響。所以肌肉運動的效果不是限于肌肉的,而是整個生理的心理的”,[3]體育是全身心的運動。體育運動有個人的、團體的,“在個人或團體活動中,可以有許多性情的陶冶與訓練”。這當然需要有適宜的教材和教法,以及勇于負此全部機體責任的優秀教師,而絕不是“一個成績優良的運動員或者是對體育一知半解的人可以勝任的。”[3]

  從體育運動形式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其為身體活動,但透過身體活動,可以影響青少年的情感道德,培養他們公平、合作、自信、自制、誠實守則的運動風尚和道德品質。人在運動時也同時“抒發其愉快或憤怒之感情。愉快時其運動之方法與結果與憤怒時迥乎不同也。”[4]49袁敦禮視人為有機統一整體,并強調任何一項教育都不能分之為人之何部分之教育,因為人是一個統一整體,不能解剖式地予以分割。所以體育是對人的整體教育,它之所以有別于“教育”二字,是因其方式的特殊,即以身體活動為方式進行教育。[4]12袁敦禮將體育目標納入教育目標范疇,使體育概念不僅含有生理的層面,也融入心理或精神的層面。從工具理性延伸至價值理性進一步擴大了體育的功能,提升了體育的教育價值,使“體育”的概念沿著身心合一的軌跡向前發展。

  在論及“從身體活動中來教育”和“身體的教育”兩概念關系時,袁敦禮認為從概念的內涵角度,前者包括后者,同時必須以后者為基礎。欲通過身體活動對道德情感和心理層面施加影響,“就必須先有優良的運動技術,才能發生興趣,持久不愈,這種運動技術的培養就是體格訓練的本身。”[5]因此無論為道德、為情感、為娛樂的體育,必須包括身體訓練和教育才能奏效。袁敦禮指出,如果“身體的教育”一說,能夠正確把握教育的價值,那么與“從身體活動中來教育”之概念并無太大差異。體育的職業化、商業化、不道德的運動行為等,都是因為教育價值缺失,并將體育視為肌肉和技術層面之故。因此,袁敦禮主張以“身體的教育”為基礎,以育人為目的,運動的內容與方法不單涉動作與技術,要與社會心理、社會道德相結合,才能真正發揮體育的價值。[5]

  此外,袁敦禮進一步闡述了“三育”之體育與體育課程之體育,二者概念的差異。他分析指出,從宏觀教育來講,將學校教育分為“德、智、體”三個方面還可以理解。但就體育課程而言,將體育的目標設定為純粹的“身體的教育”,那就大錯特錯了。體育課程的目標應包括“德智體”三個方面,體育除強身健體之外,對社會道德與智力發展均有特殊的功效。在當時國內學者,提出此觀點,并將二者之差異進行比較者,袁敦禮當屬第一人。足見其對體育本質屬性認識之深刻。

  2、 倡導體育教育化

  清末新政,廢科舉興學堂,廣設武備學堂、外語學堂和實業學堂。省城書院改成大學堂、府、縣改設中學堂、小學堂,增設蒙養學堂。學校體操課因清政府普設新式學堂而普及于全國各地,且男女體育同樣受到重視。同時國人對身體意識開始覺醒,認識到“身體”的重要性,也深知“身體”可以通過教育的手段,達到“自強保種”和“強種強國”的目的。然而清末學堂的體操課雖有濃厚的身體意識,對身體鍛煉也頗為重視,但是體操課程的目標仍局限于“尚武強國”“卻病延年”“健美強身”等工具理性。及至新文化運動爆發,世界教育思潮隨一戰結束而發生轉變,軍國主義教育走向衰敗,西方民主主義教育興起并傳入中國。民主主義教育和自然體育主張以人為本的全人格教育,將體育作為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注重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理性體育思想認知逐步受到重視,并與工具理性思想認知展開博弈。學校體育呈現體育軍事化、體育教育化、體育競技化思潮相互激蕩、相互纏繞、此起彼伏的復雜形勢。在此情形下,袁敦禮依據一元身心觀,指出:“不論是為娛樂、為比賽、為健康、為鍛煉,皆是體育的內容,皆有實際的教育價值。”[2]143旗幟鮮明地主張體育教育化。

  首先,制定教育化體育目標。他融會全美教育會所采用的教育目標,將體育目標設置為:身心的健康、基本工具與技能的運用、養成良好的家庭份子、輔助促進職業的效果、訓練成良好的公民、善用閑暇的習慣、充實倫理的品格等。[2]153這七項目標從個人的生理與心理、生計與閑暇,到家庭與社會,再到道倫理德規范,主要是基于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論。體育源于生活,反過來又為家庭和社會生活服務,使體育的功能與價值完全囊括于教育目標的范疇,并與個人、家庭和社會生活融為一體。

  其次,采自然活動為體育內容。人體不論是生理的發展或心理的發展都有其自然的規律,不宜后天強制的改變。體育運動應選擇適宜人體身心發展階段特征的自然性活動,袁敦禮指出,所謂自然活動是依據人體的生理特征,使體育內容活潑有趣、具有啟發性功能,尊重個人的個性發展、有人性化傾向的體育活動內容。自然體育活動首先考慮的是生理方面的自然性,要達到自然的發達,必須符合生理的原理,不可做拘束的運動,之前各學校的體操只重形式上的整齊,不管學生身體的狀態,實有拔苗助長之嫌。自然的生理發育,需要平均的發達,使身體各器官均衡發展,而非偏向某一部分,以平和漸進的方法,而非競技激烈的手段。袁敦禮是最早將《自然體育》公開發表于《體育雜志》的國內學者,自然活動是以“身心一元”為思想基礎的民主主義教育形式,活動內容主要包括:游戲、球類、舞蹈、武術等項運動。他與形式呆板、內容枯燥的舊式體操,在目標、內容、方法等方面均有相當的差異性。自然活動更易于發展學生天性、進德修業、強壯體格,更能開放腦力、培養合作愛群、平等自由的價值觀念。

  再者,以學生為中心的體育方法。民國初年,人們對體育的認知尚不清晰,往往以為體育乃屬于軍事的范疇,或以為僅是兒童的游戲,無關教化之事。對“體育”二字中的“育”也不甚了解。袁敦禮認為人是由物質與精神構成的完整機體,體育是促進身心發展的最佳活動。人們對體育僅具有強健筋骨、強種強國之功能的認識是不全面的,體育更為重要的價值在于“育人”,即在體育過程中培養進取拼搏的精神、勇敢開拓的精神、團結合作的精神、遵紀守則的精神,等等。所以袁敦禮主張在體育實踐中以學生為中心,而非教師為中心,發展學生的天性和創造性;視學生為一個有機整體,注重身心的均衡發展;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而因材施教;使體育與社會活動相結合,提供學生社會化之教育。[2]160袁敦禮以學生為中心教育化的教學,將體育教學模式從技術層面提升至精神層面,從枯燥活動轉變為有趣活動,提升了體育在學校教育中地位,使其正式納入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

  3、 反對體育競技化

  競技體育運動源于英國,19世紀末英國學校體育競賽在教育范疇內發展成為一種愉悅身心、強身健體之活動。傳入美國校園之后,以奪得錦標為目的,朝著職業化、商業化方向發展。袁敦禮指出美國“校際競賽是社會極力鼓吹的、組織精密的、商業化的,被學校作為廣告的手段與經濟來源。加入的運動員均接受特別的訓練,以致在奧運會中屢次奪牌。”[6]袁敦禮進一步分析指出,運動競賽必然產生勝負結果,極易激起情緒的波動,不論是求勝心理作祟,還是追求自我超越的積極態度,均不能擺脫外在動機的工具價值,遂產生諸多弊端。如:專業化、超強度訓練而產生運動損傷;商業化超強誘發賭博與暴力行為。上述校際競賽的反教育流弊,使得體育淪為爭取虛榮與獲得商業價值的工具,背離了教育的本質。為美國教育界所詬病。如此弊端叢生狀態下的競技體育,我國教育界卻茫然漠視,完全照搬引入。這一錦標主義的競技體育對我國學校體育產生了深刻影響,養成了一批特殊階層的運動選手,耗費大量的學校資源,擠占剝奪了絕大多數學生應有的參與體育活動的權益,違背了學校體育宗旨。

  就競技體育價值而言,袁敦禮認為競技體育本身并非沒有教育價值,而是被政客、商家所利用,他們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將其政治化、商業化,以達到非教育的目的。這是袁敦禮所極力反對和力爭改革的體育模式。袁敦禮將體育定位于教育的范疇,無論中西體育、洋土體育,只要有教育意義,均應加以提倡。源自英美的競技體育,如能加以改造,回歸顧拜旦4袁敦禮體育思想的啟迪

  袁敦禮是體育教育化思想的主要代表,其思想萌生、發展并成熟于他留美學習至掌理北平師大體育系期間。他的思想以身心一元為哲學基礎,以塑造全人格人才為目標,反對職業化、商業化的競技體育。這一思想不僅對近代體育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對當前學校體育及競技體育的健康發展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鑒價值。

  術、德并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當前教育界高度重視并加緊落實“立德樹人,以德為先”這一教育根本任務。學校體育作為“三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充分發揮自身特有的教育功能,在體育教育實踐中,注重德育、智育兩方面的培養。袁敦禮曾指出,將體育課程目標設定為純粹的“身體的教育”,那就大錯特錯了。課程的目標應包括“德、智、體”三個方面,體育除強身健體之外,對社會道德與智力發展均有特殊的功效。體育乃是人的整個機體的教育,而非提高運動成績、達到體質測試標準的工具。體育之于德育能夠養成良好的道德素養、堅定的意志品質,更能激發青少年的愛國情懷,從而增強民族凝聚力。因此,為培養適應新時代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必須重視體育的教育功能,以塑造術德兼具全面發展的一代新人。

  公平公正,回歸競技體育本源。競技體育是采用科學系統訓練手段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潛能,以創造優異成績為目的的一種體育運動。由于競技運動激烈的競爭性、對抗性和結果的不確定性,使其具有極強的觀賞價值。競技場上運動員頑強拼搏精神和健碩身體更給觀眾以美的享受。然而在競技運動發展進程中出現了諸多現象和問題,值得我們深刻反省。如:運動員服用興奮劑、裁判員黑哨、賭博暴力、體育管理層貪腐,等等。產生這些不公正、反道德行為的根源就是金牌至上、過渡追求商業利益,而弱化了競技體育最為本質的教育功能。袁敦禮曾極力反對競技體育的職業化和商業化。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倡導者,顧拜旦提倡奧運會的目的是“教育”與“公平”。而今奧運會及各級競技運動會所出現的問題,卻差強人意,與現代奧運會的初衷相去甚遠。故此,我們應深刻反思利弊得失,努力使競技體育回歸本質功能。

  參考文獻

  [1] 呂右青.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體育系[J].勤奮體育月報,1936(3).
  [2] 袁敦禮,吳蘊瑞.體育原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3] 袁敦禮.體育究竟是什么?[J].教育通訊,1939(35).
  [4] 袁敦禮,吳蘊瑞.體育原理[M].哈爾濱: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5] 袁敦禮.談談“體育”一詞如何解釋的問題[J].體育通訊,1944(4).
  [6] 袁敦禮.校際競賽[J].體育雜志,1929(2).

    王瀟寒,律海濤.袁敦禮體育思想及其當代啟迪[J].武術研究,2019,4(10):12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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