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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調查及發掘工作

時間:2019-09-24 來源:北方文物 作者:梁會麗 本文字數:6722字

  摘    要: 城四家子城址為一處規模較大的遼金時期古城址,2013—2016年間進行了考古調查及發掘工作。通過考古工作,對城址的遺存特征、城市布局、功能分區及始建和沿用情況均有了全新的學術認識。

  關鍵詞: 吉林考古; 白城市; 城四家子; 遼金時期; 城址;

  城四家子城址是一處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區德順蒙古族鄉的遼金時期州城級別的遺址。該城址處于洮兒河北岸,臨河而建,河水從西北而來蜿蜒從東南流過。城址平面大致呈長方形,據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實測,周長為5748米[1],是東北地區目前已知的遼金時期州城級別城址中面積最大的。城墻四面各有一帶有甕城的門,并有幾十個不等距分布的馬面。由于洮兒河水的長年侵蝕,目前城址西墻大部已不復存在,南城墻也僅保留下東半部分。城址所在處現為耕地,城內地面可見多個隆起的高低大小不均的“土包”,這些土包平面呈圓形或橢圓形,高于地表0.5~3米不等,土包上往往可見大量殘磚碎瓦,整個城內地表均可見磚瓦殘塊和大量陶瓷碎片。

  一、歷史背景及研究現狀

  城四家子城址清代被稱為西伯城[2],清末稱之為“白城子”[3],日本學者曾其稱為“狐貍營子古城”或“高麗城”[4]。“狐貍營子”一稱應來源于蒙語音譯“呼里營子”,今城四家子所在的村落名稱“胡里村”即來源于此稱呼。

  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對城四家子城址進行了實地調查和記錄,并認為其為“成自遼人之手之物也”[5]。此后多年來,該城址一直吸引著遼金史學研究者前來實地探訪和考察,撰寫了大量研究論文來考證其時代和屬性。目前已能確認城四家子城址為遼代始建、金代沿用的州城遺址,而對于城址的定性問題提則出了多種不同的見解。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有兩種觀點在學術界較為流行且相持不下:一是認為城四家子城址為遼代的長春州,金代新泰州[6];一是認為城四家子城址為遼代的泰州,金代舊泰州[7]。2000年以后,東北地區針對前郭縣塔虎城[8]、泰來縣塔子城[9]等同為州城級別且與城四家子城址同樣存在定性爭議的遼金城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所獲材料顯示,前一種觀點更具說服力。目前,學術界較一致的觀點是認為該城址為遼代的長春州,金代新泰州。

  史料載“長春州,韶陽軍,下,節度。本鴨子河春獵之地。興宗重熙八年置”[10],曾是遼代圣宗、興宗、道宗、天祚帝四代皇帝“春捺缽”的一處重要據點。“長春遼長春州韶陽軍,天德二年降為縣,隸肇州。承安三年來屬。”[11]金代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將此城設為泰州,即學術界所謂“新泰州”,成為金代的國防重鎮。元朝先后在此設泰寧衛、泰寧府。明朝在此設泰寧衛指揮司,是著名的兀良哈三衛之一,直至明代中期遭廢棄。在遼金元及明初幾百年間,這里一直是東北地區西部以及內蒙古東部遼金元三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

  2007年,白城市博物館征集到一件據稱出土于城四家子城址的刻有文字的青磚,其上有“泰州長春縣”字樣[12],為進一步證實城四家子城址為遼代長春州金代新泰州提供了間接依據。這一發現也使學術界對于這座古城的關注熱度再一次提升。2009年,當地村民在耕地時發現了一處金代瓷器窖藏,內中出土缸、罐、香爐等瓷器。
 

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調查及發掘工作
 

  由于城四家子城址以往未進行過任何形式的考古工作,學術界對它的認識僅僅是從地表采集的遺物判斷其時代,從史料考證推敲其屬性,并通過周邊其它遼金城址的考古收獲來加以佐證,從考古學文化角度出發的研究和認識幾乎為空白。

  二、考古調查及發掘工作概況

  為配合城四家子城址的保護工作,詳盡了解該城址的遺存狀況及文化特征,為該城址保護方案的制定和實施提供學術支持,并為遼金考古研究尤其城址的研究提供考古學資料,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城址開展了連續的主動性考古工作。通過地面踏查和人工鉆探,大體了解了城址內遺存的分布格局和性質,并對城外遺存的分布情況以及性質和功能,有了初步的認識。同時,對城墻、城門以及城內建筑址、窯址、道路等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工作,四年總發掘面積約4500平方米(圖一)。

  圖一 2013—2016年發掘地點示意圖
圖一 2013—2016年發掘地點示意圖

  (一)城墻及城門的發掘

  于城址北墻和西墻分別做了解剖[13]。通過解剖了解到該城墻體均為夯土分塊構筑而成,夯層緊實,墻體寬18米左右,存在夯土結構的地下基槽,但寬度遠小于墻體的地上部分。兩處城墻的墻體結構略有不同:北城墻墻體由七塊獨立夯筑的部分構成,夯土中發現有絍木,而西城墻由兩塊獨立夯筑的部分構成,且未見絍木痕跡。推測兩處城墻可能存在修筑時間的早晚差異。城墻地上墻體各部分間清晰的疊壓關系讓我們得以明晰它的營建時序。從北城墻地下基槽的打破關系可知,現存城墻結構并非一次形成,而是經歷了多次的補建和重修。

  對城址北門進行了發掘。經發掘可知,北城門為單門道式,寬9米,外側有平面呈半圓形的甕城,半徑15米左右,甕墻東北部有一豁口,與主城墻呈大約50度夾角,即為甕門所在,經鉆探,未在此處發現門址跡象。從主城門門道側邊出土柱礎石、木地栿和排叉柱等遺跡,以及地層中出土大量建筑瓦件可知,此城門曾建有一定規模的門樓式建筑(圖二)。

  圖二 北城門門垛的發掘(東北—西南)
圖二 北城門門垛的發掘(東北—西南)

  從出土遺物看,目前所見的北城門和城墻的規模和形制應是在金代形成,出土的建筑倒塌堆積均為金代且未發現更晚的文化層,于城門處的墻體地下基槽中出土的遼代晚期遺物可判斷,該城門及城墻的始建年代應晚于遼代[14],可知該城門現存遺跡的形成和主要使用時代應為金代。

  (二)城內建筑臺基的發掘

  城四家子城址內地表即可見若干大大小小的隆起,通過考古鉆探了解到,這些高度和面積各異的“土包”,都是相對獨立的建筑臺基。此次發掘的一處為位于城內南北向中軸線的北部,距離北城門200米,隆起于地表約1.5米的高埠。通過發掘完整揭露出了一座高臺式建筑基址及其附屬建筑設施[15]。該建筑臺基為夯土結構,具有堅實的地下基礎和臺明,沿用時間較長,臺基之上和周邊建有不同功能的建筑和相關設施,且營建時間有早有晚,這些建筑曾有過多次局部改建、損毀,并在遭廢棄一段時間后于原址之上進行重建的經歷。此處遺存大致可分為三期:早期,為臺基本體始建和使用時期,從出土遺物判斷,應為佛寺;中期,臺基本體上的建筑遭遇毀棄,進入短暫的荒廢期,在這期間,寺廟荒廢,其周邊出現了一些居住址[16];晚期,臺基被大規模重修,并在其上重建新的建筑,此階段的建筑雖在原址上重建,但已不再用作寺廟,從出土遺物雖不能完全斷定建筑的功能,但從出土的帶有龍紋圖案的瓦當和鴟尾等建筑飾件可以證明其是一處等級較高的官方建筑(圖三)。

  圖三 城內建筑臺基的發掘(東南—西北)
圖三 城內建筑臺基的發掘(東南—西北)

  (三)窯址的發掘

  對城內西北部一處窯址進行了小范圍發掘,發現陶窯兩座,同時清理出由該窯燒出的廢棄陶器的堆積,以及與窯址同時期的房址。通過出土器物來看,此窯址專門用作燒造甕、罐、盆等大型陶器,供應給城內外居民作為日用器皿。房址均為帶火炕的中小型房屋,錯落又集中,距離窯址較近且起建于同一層位,推測應為窯工的居住場所。沿用時間大致從金代早期直至中期以后(圖四)。

  圖四 城內窯址的發掘(西北—東南)
圖四 城內窯址的發掘(西北—東南)

  通過進一步的發掘發現,窯址下疊壓著更早時期的房址及殘破的夯土臺基殘跡。從這些早期遺存中出土的遺物判斷,其時代應為遼代中晚期。可見該區域早年也建有具有一定規模的建筑,在建筑廢棄后才變更了功能,成為了手工業作坊。

  (四)主干道路的鉆探與試掘

  對與四座城門相對應的軸線位置進行考古鉆探,以確認主干道路的情況,并對道路附近區域進行試掘。通過鉆探和試掘,確認了東西、南北兩條中軸線處主干道路的存在,并了解到這些道路堆積較厚,且位置和寬度未有太大變化,可見這兩條主干道路使用時間均較長,進一步反映此城在建成后直至后代延續使用的幾百年間,城內的主要格局沒有發生變化(圖五)。

  圖五 城內道路及車轍(北—南)
圖五 城內道路及車轍(北—南)

  (五)城外磚室墓的鉆探和搶救性發掘

  對城外墓葬區進行了調查和小范圍的鉆探,初步了解了墓葬的分布范圍和密度,并對其中四座遭破壞的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通過調查和發掘了解到,該墓葬區范圍較大,沿用時間較長,但密度不大。墓葬多為甲字形單室墓,以磚室墓為主,有的墓壁和墓底有彩繪圖案,時代上遼、金皆有(圖六)。

  三、城市結構布局的初步了解

  (一)城防設施

  城四家子城址城墻保存相對較好,地表即可見挺拔的墻體,保存狀況最好的北城墻最高處可達7米。雖然西城墻大部和南城墻的西半段由于洮兒河水的侵蝕以及當地村民取土的破壞已不復存在,但從現存城墻仍可明確城址的形貌。該城平面為略呈菱形的長方形,四面各有一帶有甕城的門,其中,南、北二門位于墻體中部略偏東處,東、西二門則位于偏南部接近南城墻處,使得整個城址的軸線偏離中心部位。城墻上的馬面間距不大相同,推測不是同一時期所建,此外,較其它遼金城址馬面所不同的是,該城址馬面不僅外凸于城墻,其內側也凸出于城墻,形成所謂的“內馬面”,其目的當是增加馬面面積,加強防守力度。城墻外側有兩條平行的護城壕圍繞整個城址,城墻內側局部發現緊鄰城墻的道路和排水溝。

  圖六 城北墓葬的發掘(北—南)
圖六 城北墓葬的發掘(北—南)

  值得一提的是,城址西墻南段有多處拐折,使得城址西南角凸出一塊,從平面上看,似與整個城址形貌格格不入,顯得十分突兀。從對此處城墻解剖情況可知,其結構與形貌規整的北城墻結構亦是大不相同,反而與北城門甕墻結構較為類似。北城門甕墻通過發掘雖無法明確其始建時間,但從疊壓關系可確知其營建時序是晚于北城墻的。以此類推,西城門附近的這一部分凸出的城墻的營建時間確有晚于城址主體城墻的可能。也就是說,目前所見的城墻格局并非同一時期形成,西南角凸出的那一部分墻體很可能為該城址使用了一段時間后增建的部分。

  (二)城內格局

  經考古鉆探,我們確認了四座城門兩兩相對間主干道路的存在。主干道路由各城門處起始,和與之對應的城門直線相通,形成十字交叉,交叉點處正處于城址中南部的城內最高的“土包”處。該“土包”北側連帶多個面積和高度遞減的中小型“土包”,形成一處成組的建筑群,從其所處位置及地表形貌特征判斷,此建筑群應為城內的中心區,亦是規模最大一組建筑,主干道路圍繞于其周邊,在當時或為城內地位最高且最為醒目的建筑物。

  城內西北部以及南北軸線兩側凸出于地表的這種建筑臺基數量很多,起伏相對較高且分布密集,并常常成組出現,推測這些區域應為城內地位相對較高的區域,可能具有重要的行政功能,應是政治、軍事、宗教等權力機構聚集區。城內東部和南部區域相對平坦,地面起伏較小,地表多見鐵渣、骨料、大型日用陶器殘片等遺存,推測應為普通的居民地和商業、手工業作坊區。

  城址西南角暨西城門所在之處,因其平面形制不同于城址主體部分,曾有學者認為此處系晚期加筑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區域,可能用作碼頭和倉儲。由于西城門及城墻附近區域長年遭洮兒河水侵蝕,已無遺跡保留,此處是否存在過碼頭已不得而知,但其特殊的位置和形制,以及與洮兒河水距離,均能反映出這種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三)城外功能區

  經過大范圍的地面踏查,我們對城址周邊區域的遺存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中,資料記錄城址北部為遼金時期墓地[17]。通過這幾年的調查和試掘,已可確認此處為大面積的墓葬區,經走訪,我們了解到,在城外北部居住的很多村民家院內就曾發現過磚室墓葬,可見墓地的規模之大。其范圍南臨北城墻,西接洮兒河堤壩,東部幾與東城墻平齊,向北延伸數百米,直至北部的城四家子村。目前所見墓葬大都為小型磚室墓,部分墓室內繪有壁畫,隨葬品以瓷器為主。從墓葬形制和出土物初步判斷,該處應為專門的墓葬區,且沿用時間較長,遼金兩代都曾在此處下葬,其中可能還存在等級較高的墓葬。

  據《洮安縣文物志》記載,城外南部有磚瓦窯址。通過調查,又于城外西北部新發現一處窯址,地表可見多片火燒形成的紅燒土,均位于一個略高于地平面的小型臺地腰部,周邊可采拾到燒結的瓦片,其形態特征與城內出土瓦片相同,可確認此處是為城內建筑燒造瓦件的窯址。兩處磚瓦窯址一南一北分布,充分體現了就近原則,亦可證明該城址中的建筑所使用的瓦件為本地燒造。

  城外東南部緊鄰東城墻的區域,地勢開闊平坦,地表發現較多日用陶器殘片,卻鮮見瓷器和瓦件。該區域地面較平,無明顯高出地面的建筑臺基跡象,地表所見遺物亦為等級相對較低的日用陶器,其等級可見一斑,推測應為城外的平民聚居區。

  四、年代認識與分期

  據史料考證,城四家子城址于遼代作為州城始建,歷經金代的沿用,更是在之后的元、明兩代繼續得以使用,直至明代中期遭廢棄。考古發掘所獲資料也印證了這一點:該城址目前所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遺存為遼代,所發掘區域的文化層均較厚,以金代遺存的分布范圍和數量見長,并且大多疊壓于相同性質的遼代遺存之上,有明顯的沿用跡象;雖然由于長年的耕作行為和風蝕破壞,時代較晚的元、明時期文化層多已不復存在,但表土層仍遺留下了較多元、明時期的豐富遺物,證明金代以后該城址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依然保持著繁盛狀態。

  通過發掘所獲材料,可將城四家子城址的遺存分為以下四期。

  第一期:以2013—2014年發掘的臺基下層堆積和窯址的早期遺存為代表。臺基下層堆積出土的帶有“大安八年”、“大安九年”、“施主”、“興教院”、“施瓦”等文字的綠釉瓦可明確該處的建筑為寺廟,修建年代為公元1092—1093年間,處于遼代晚期,這是該城址內經考古發現的具有明確年代信息的最早實證。此外,窯址發掘區的早期遺存時代也處于遼代中晚期。

  第二期:以2015年發掘的窯址第二期遺存為代表。該期窯址遺存以灰坑為主,出土遺物多為日用陶瓷器,形制特征與第一期無太大區別,但已基本不見篦齒紋陶器,出現澀圈疊燒瓷器。鑒于一、三兩期的所處時代,將其時代歸于金代早期。

  第三期:以2013—2014年發掘的臺基上層堆積、2015年發掘的窯址為代表,該期建筑址倒塌堆積出土的瓦當、獸頭等建筑飾件為典型的金代遺存。由于該期建筑系在原有的遼代臺基上重建,且所使用的建筑構件等級較高,推測應是金代對該城址進行的大規模重建時形成的建筑遺存。結合史料記載可知,長春州在遼代滅亡后一度被降格為長春縣,金代中晚期恢復州城地位,即學術界所稱金代新泰州,故推測該期建筑可能為“復置新泰州”后所修,時代應處于金代中晚期。

  第四期:以2013年發掘區表土層出土的青花瓷器以及表土層下開口的土坑墓葬為代表。其中有“永樂年制”款青花瓷器,從款識判斷應為崇禎年間仿前朝所造,可知該期時代應為明代末期。

  通過四年的主動性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對城址的基本格局和功能分區均有了一定的了解,明確了城墻、城門、城內建筑址的營建方式和時代。同時,出土的文物尤其陶器,為遼金時期考古學文化分期充實了材料。此外,考古工作所獲取的資料,也為城址的保護和展示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數據和學術依據。

  對于城四家子城址這樣一座面積龐大且以往未做過任何考古工作的城址來說,四年的考古發掘或許僅是管中窺豹,想要對這座城址進行深入的考古學研究,尚需更多的基礎性材料,因而,考古工作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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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宋德輝:《白城歷史文化之旅》,第4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3] 清】朱佩蘭:《奉天省靖安縣志》,第4頁,宣統元年修抄本。
  [4] 小林俊夫:《洮南“高麗城址”的遺物》,《滿蒙》1931年7月號。
  [5] 鳥居龍藏著,陳念本譯:《滿蒙古跡考》,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3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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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7年11月。
  [9] 塔子城于2014年進行小規模考古發掘,資料尚未發表。
  [10] 遼史》卷37《地理志·上京道》,第445頁,中華書局1974年。
  [11] 金史》卷24《地理志·北京路》,第563頁,中華書局1975年。
  [12] 宋德輝:《城四家子古城為遼代長春州金代新泰州》,《北方文物》2009年第2期。
  [1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北城墻發掘簡報》,《草原文物》2016年第2期。
  [1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北門發掘簡報》,《邊疆考古研究(20)》,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
  [1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建筑臺基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9期。
  [16]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三號房址發掘簡報》,《學問》2016年第3期。
  [17] 吉林省文物志編委會:《洮安縣文物志》,內部刊物,1984年。

    梁會麗.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工作與認識[J/OL].北方文物:1-9[2019-09-24].https://doi.org/10.16422/j.cnki.1001-0483.2019091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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