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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黨的扶貧戰略的方針政策

時間:2018-07-31 來源:石河子大學學報 作者:江家城 本文字數:11453字

  摘要: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貧困問題, 并先后就扶貧開發工作出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 初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思想。這一思想內在地包含著扶貧開發面臨的新形勢、扶貧開發的核心構成要素、扶貧開發的實施路徑、扶貧開發的體制保障四個方面, 并構成了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 是對以往扶貧開發戰略的豐富和發展。

  關鍵詞:扶貧開發戰略;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精準扶貧; 精準脫貧;

十八大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JIANG Jia-cheng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18 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poverty, and h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concerning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itially forming poverty alleviation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ased on related analysis, we find they inherently contain new situation, core components,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anti-poverty development. These four aspects constitute an organic entity, which is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revious anti-poverty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ccurate poverty elimination;

  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扶貧開發工作出臺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 初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思想, 這一思想內在地包含了扶貧開發面臨的新形勢、扶貧開發的核心構成要素、扶貧開發的戰略實施及扶貧開發的戰略保障四個方面。它們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首先, 扶貧開發的戰略形勢是前提條件, 只有對新時期扶貧面臨的新形勢進行客觀、全面的分析, 才能將扶貧戰略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其次, 扶貧開發的戰略構成是核心要素, 只有對新時期扶貧的指導思想和目標有清醒的認識, 才能為扶貧戰略的實施指明方向。再次, 扶貧開發的戰略實施是關鍵環節, 只有深刻領悟到新時期扶貧開發的工作思路, 才能把扶貧開發的藍圖轉化為實際的行動。最后, 扶貧開發的戰略保障是重要組成部分, 只有建立健全扶貧開發的保障體系, 才能為扶貧開發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一、通過對扶貧戰略所處環境的分析, 認清了當前扶貧開發面臨的新形勢

  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在多次深入貧困地區調研的基礎上, 科學地把握了當前扶貧開發面臨的新形勢, 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一) 從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出發, 認識到新時期扶貧的重要性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鄧小平就曾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364但在當時的年代, 面對“文革”之后的中國經濟社會現狀, 鄧小平提出“先富帶后富”, 以期盡快地發展生產力, 從而為“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經濟基礎。

  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 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但與此同時, “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也尖銳地擺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前, 特別是貧富差距依然較大。針對此, 習近平在2015年明確指出:“我們的責任, 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繼續解放思想, 堅持改革開放, 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 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這就是說, 黨的十八大以來, 扶貧不僅僅是經濟問題, 同時也是政治問題。正如習近平在中央扶貧工作會議上指出的,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 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3]。2017年1月, 習近平到河北張家口考察時又進一步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 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 是我們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4]縱觀以上論斷, 可以看出習近平將消除貧困納入到社會主義本質當中。其實, 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強調指出, 對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來說, 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 體現黨的先進性, 就是首先必須擺脫貧困, 改變貧困地區的面貌,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并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如果這點都做不到, 就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和黨的宗旨, 那也不是社會主義。由此可知, 新時期的扶貧開發已上升到治國理政和社會主義本質的新高度, 并把扶貧開發作為關乎黨和國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大事。這充分說明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扶貧開發工作的高度重視。

  (二) 從新時期貧困現狀的特點及致貧原因出發, 認識到新時期扶貧的艱巨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正式啟動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扶貧工作, 這使得貧困地區的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但進入新時期新階段, 我國扶貧開發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新的特征, 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貧困特征由絕對性貧困向相對性貧困與絕對性貧困并存轉變, 也就是說, 與以往由發展相對滯后形成的絕對性貧困相比, 新時期的貧困更多的是體現在以收入起點不平等為特征的相對性貧困。這種形勢下的扶貧開發更強調社會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作用, 這就對黨和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貧困人口的分布由相對集中變為相對分散, 呈現出零星、碎片化的狀況。相比以前貧困人口大片、集中分布的狀況, 新時期的貧困人口呈現散居的特點, 形成了貧困人口與非貧困人口大雜居、小聚居的狀況, 這種狀況使得以往“一刀切”“連片式”的扶貧辦法不能適應當前現實的情況, 迫切需要更科學、更有針對性的思想以指導當前的扶貧開發。三是貧困地區的分布較之以前也發生了變化, 新時期的貧困地區大多分布在生活條件較差、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山區、荒漠等地區, 這些地區普遍存在著基礎設施建設不足、人力資源短缺等問題, 這也加劇了新時期脫貧的難度。四是新時期致貧的原因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較之以往由發展不足導致的貧困變為由思想認識及能力不足引起的貧困, 貧困人口普遍存在缺乏生產技術、市場經濟能力及脫貧致富的信心等問題, 且伴有貧困代際傳遞等現象。這也對以往過分依賴資金投入的扶貧思想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順應形勢的發展和實踐的要求,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出臺了一系列新舉措。

  (三) 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出發, 意識到以往扶貧開發存在的局限性

  新中國成立初期, 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土地革命和農業、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以期防止兩極分化, 實現共同富裕。改革開放后, 黨和政府也先后出臺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等, 這使得中國的反貧困事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達7.7億, 貧困發生率為97.5%;到2014年, 農村貧困人口減少為7 017萬人, 貧困發生率為7.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6億多人, 年均減貧人口規模1 945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90.3%, 貧困人口年均減少6.4%[5]。這充分說明了以往扶貧開發戰略的有效性。但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和實踐的不斷推進, 以往的扶貧工作逐漸顯示出其不足, 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下扶貧開發的實踐要求。對此, 習近平有著清醒的認識。早在2012年底, 在河北阜平老區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 習近平就指出“手榴彈炸跳蚤”是要不得的, 形象生動地說明了以往扶貧思想存在著走馬觀花、大而化之等問題。在扶貧資金的使用問題上, 以往的扶貧開發也存在不少問題。正如李克強總理指出的, “一些扶貧縣的資金多集中到縣城, 沒有到村到戶, 該扶持的沒有做到位”[6]。而習近平更是進一步地指出:“我非常不滿意, 甚至憤怒的是扶貧款項被截流和挪作他用, 和救災款被挪用一樣, 那是犯罪行為。”[7]可以看出,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以往的扶貧開發進行了一分為二的分析, 既肯定了其對扶貧所作出的貢獻, 也認識到其具有的局限性。

  二、明確地指出了扶貧戰略的核心要素, 為新時期扶貧開發指明了方向

  在明確了當前扶貧開發面臨的新形勢基礎上,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扶貧開發的戰略構成進行了豐富和完善, 這突出地體現在扶貧指導思想的創新、扶貧戰略目標的科學制定以及扶貧戰略重點的確立等方面, 從而為新時期的扶貧開發指明了方向。

  (一) 在扶貧指導思想上, 提出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理念的扶貧思想

  2013年11月, 習近平到湘西調研時指出:“扶貧要實事求是, 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 切忌喊口號, 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8]這認為是“精準扶貧”概念的首次提出。2015年6月, 在貴州主持召開由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時, 習近平對精準扶貧思想進行了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 突出地體現在提出了“六個精準”的要求, 即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 (第一書記) 精準、脫貧成效精準這六個方面。隨后, 國務院扶貧辦制定了《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 精準扶貧開始推開。精準扶貧并不是對以往扶貧工作戰略的完全替代, 而是對其進行了發展與補充, “精準扶貧是中國扶貧進行到新階段后的新舉措, 符合中國國情”[9]。是新時期扶貧開發面臨著新形勢的必然要求, 也是對以往“我國的扶貧開發存在著貧困人口底數不清、情況不明, 針對性不強, 扶貧資金和項目指向不準等問題”[10]的理性回應。

  通過多年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推進, 我們可以發現, “精準扶貧”的內涵主要包括:貧困戶的精準識別、貧困幫扶辦法的精準制定以及貧困對象的精準管理這三個方面。

  首先, 精準識別貧困戶是前提條件, 在精準扶貧理念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在以往的扶貧上, 我們主要以區域性瞄準為主, 如設立貧困縣和貧困村等, 但有研究顯示:“貧困縣和貧困村中80%的人口往往都不是窮人, 所以, 即便是把瞄準目標下沉到村, 仍然不能確保扶貧資源能到達貧困戶手中。”[11]因此, 本著“扶真貧、真扶貧”的原則, 黨中央提出了“扶持對象精準”“措施到戶精準”, 進一步將扶貧對象下沉到戶, 這就不僅要求將貧困戶精準識別出來, 而且對其致貧原因也得進行精準分析, 不同的貧困戶有不同的致貧原因。在實踐中, 部分貧困地區探索出了“五步識別法”, 即按照農戶申報、村民評議、政府調查、部門審核、張榜公示等五道程序識別貧困戶。在此基礎上, 對貧困戶進行建檔立卡。通過不懈的努力, 十八大以來, 國家共識別確定了12.8萬個貧困村, 8 900萬貧困人口, 并建立了全國扶貧開發信息網絡系統, 從而為新時期的扶貧開發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次, 精準制定貧困幫扶的對策是關鍵環節。在貧困戶精準識別出來后, 對其進行精準幫扶就成為了關鍵。在以往的扶貧中, 存在“一刀切”“大水漫灌”等問題, 這使得扶貧成效大打折扣。對此, 2016年2月, 習近平在江西井岡山考察時明確指出:“扶貧、脫貧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準, 要因戶施策、因人施策, 扶到點上、扶到根上, 不能大而化之。”[12]在具體的實踐指向上, 習近平提出了“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最后, 精準管理是精準扶貧的制度保障, 它為精準識別和精準幫扶提供具體的保障機制。一方面, 黨中央通過宏觀上的政策制定, 為精準扶貧實踐提供理論指導;另一方面, 在微觀上, 精準管理起著監督和考察的作用, 通過動態地觀察和考核, 可以清楚準確地了解到扶貧的現狀及效果, 從而方便對扶貧過程進行全程跟蹤和監督。可以說, 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是一個有機的系統, 它們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 統一于扶貧開發的偉大實踐中。

  (二) 在扶貧戰略的目標上, 提出了到2020年確保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貧困縣全部摘帽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出發, 提出了新時期扶貧戰略的時代目標, 即到2020年, 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貧困縣全部摘帽, 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這一脫貧目標具有以下三個顯著的特點:第一, 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是新時期扶貧目標的基本標志, 也就是說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脫貧是這一目標的底線要求, 是必須完成的硬任務, 這一任務是否完成, 決定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能否實現;第二, 我國絕對性貧困問題將得到歷史性解決。如前所述, 通過黨和政府持之以恒的努力, 我國絕對性貧困人口已大為減少, 但貧困人口并沒有全部脫貧且貧困縣沒有減少, 而新時期的扶貧目標不僅強調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實現脫貧, 而且指出貧困縣全部摘帽, 這就說明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絕對性貧困問題將得到徹底的解決;第三, 我國的減貧事業將走在世界的前列。聯合國明確提出到2030年實現可持續發展議程所確定的減貧目標, 而我國在2020年就將實現所有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提前10年完成聯合國所確定的目標, 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

  (三) 在扶貧戰略的重點上, 將特困地區和特困群體作為主攻方向

  十八大以來, 從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國內考察的地點上看, 如2012年到革命老區河北阜平, 2013年走訪了湖南湘西十八洞村, 2015年1月到云南考察、6月到貴州調研等等, 可以發現, 新時期黨的扶貧開發將特困地區和特困群體作為主攻方向。2012年, 習近平就指出, 對困難群眾, 要格外關注、格外關愛、格外關心, 而在河北阜平縣考察時, 他更是明確地指出:“‘三農’工作是重中之重, 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在‘三農’工作中要把扶貧開發作為重中之重, 這樣才有重點。”[13]隨后, 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 習近平再一次指出:“搞好扶貧開發, 重點抓好特困地區和特困群體脫貧。”[14]由此可知, 黨的十八大后, 在將扶貧對象進一步下沉的同時, 扶貧的主攻方向也進一步精確, 即將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連片特困地區作為當前脫貧攻堅的主方向。在《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11—2020年) 》中, 國家共劃分了11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 加上西藏、四省藏區、新疆南疆三地州, 共14個片區, 一共680個縣, 作為新時期扶貧的重點和主攻方向。

  三、從實現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目標出發, 提出了新時期做好扶貧開發的基本要求

  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出發, 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思想的指導下, 出臺了一系列新舉措, 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 具體來說, 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 堅持黨對扶貧開發的領導

  十九大報告指出:“黨政軍民學, 東西南北中, 黨是領導一切的。”[15]47因此, 在扶貧開發中, 也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首先, 完善了扶貧開發工作領導責任制。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把握黨對扶貧開發的領導權, 形成了中央統籌規劃、省負總責、市 (地) 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 在這個工作機制中, 做到了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到人、考核到位, 形成了一個層層推進、逐步落實的新體制。具體而言, 中央要做好政策制定、項目規劃、資金籌備、考核評價、總體運籌等工作, 省級要做好目標確定、項目下達、資金投放、組織動員、檢查指導等工作, 市 (地) 縣要做好進度安排、項目落地、資金使用、人力調配、推進實施等工作。其次, 調整了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人員安排。十八大以來, 隨著扶貧開發實踐的需要, 調整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人員, 由國務院副總理擔任領導小組組長。與此同時, 各地也建立健全了扶貧攻堅領導小組, 由地方黨政一把手兼任地方扶貧攻堅領導小組組長, 成員也由地方主要領導干部兼任。這就進一步提升了扶貧開發的政治地位, 也為新時期的扶貧開發奠定了政治保障。最后, 明確了基層黨組織在扶貧開發中的戰斗堡壘作用。對此, 習近平指出:“農村脫貧致富的核心就是農村黨組織。我們的農村黨組織能否發揮這樣的核心作用, 直接關系到脫貧致富事業的凝聚力的強弱。”[16]在實踐上, 為了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作用, 一方面, 不斷加強了基層黨組織的配套建設, 鼓勵和選派思想好、作風正、能力強、愿意為群眾服務的優秀年輕干部、退伍軍人、高校畢業生到貧困村工作;另一方面, 組建了扶貧工作隊, 選派干部到貧困村掛職、蹲點、駐扎, 做到每個貧困村都有工作隊, 每個貧困戶都有幫扶責任人, 使基層黨組織真正成為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的主心骨和領路人。

  (二) 強化扶貧開發的社會合力

  十八大以來, 扶貧早已不是政府“內部事務”, 而是全社會共同推進的大戰略。習近平對此也指出:“扶貧開發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要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17]十九大上, 習近平進一步指出扶貧“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共同參與。首先, 構建了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大扶貧開發格局。在這個格局中, 政府、市場、社會既各司其職又相互協調。政府仍然是扶貧開發的主體, 它在增加扶貧資金投入的同時, 也必須通過不斷完善相關政策法規和健全相關服務平臺等措施, 鼓勵和引導各類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扶貧開發;市場在本著利潤優先原則時, 也要加大社會責任的履行, 充分發揮各類企業的自身優勢, 主動到貧困村投資興業、吸納就業、技能培訓和捐資助貧等, 融開發于扶貧之中, 使扶貧工作從“輸血式扶貧”走向“造血式扶貧”;在社會層面上, 社會組織、基金會、志愿服務隊、個人等也充分發揮志愿服務精神和現代公益理念, 通過愛心捐贈、志愿服務、結對幫扶、公益消費、助教支醫、文化下鄉等活動廣泛參與扶貧。通過這樣一種大格局的扶貧, 實現了政府、市場及社會的共贏。其次, 建立了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扶貧開發格局。國家安排專項扶貧資金用于易地搬遷、農村建設及產業發展等, 各級扶貧部門則負責組織實施既定項目的專項扶貧。與此同時, 充分利用好行業及社會的力量, 從不同的角度擴大扶貧資源, 提高扶貧開發的效率和水平。再次, 健全了東西部扶貧協作機制。黨中央按照精準對接的原則, 進一步加大了東西部扶貧協作力度, 逐步增加對口幫扶的財政投入, 鼓勵東西部共建產業園區, 推動東部人才、資金、技術向貧困地區流動, 并實施了經濟強縣 (市) 與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攜手奔小康”活動。2016年12月,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的指導意見》進一步為東西部扶貧協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 增加扶貧開發的支持力度

  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扶貧開發工作, 對扶貧開發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支持。首先, 加大了對貧困地區的財政投入力度。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實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從2011年的272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467.45億元, 2016年中央和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首次突破1 000億元。與此同時, 2016年整合各級財政安排用于農業生產發展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資金2 340億元, 集中用于脫貧攻堅。此外, 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各類涉及民生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和中央預算內投資進一步向貧困地區傾斜。其次, 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一是設立了小額信貸, 鼓勵和支持各類金融機構為貧困戶提供免抵押、免擔保的小額貸款, 用于扶貧開發;二是設立了扶貧再貸款, 主要用于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特色產業和貧困人口就業創業;三是發行了金融債, 由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按照微利或保本的原則發行政策性金融債, 對于易地扶貧搬遷的專項貸款, 中央財政給予90%的貸款貼息。再次, 完善了扶貧開發的用地政策。一是為適應脫貧攻堅用地需要, 調整和完善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二是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優先保障扶貧開發用地需要, 對貧困縣的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作專項安排;三是土地整治、高標準農田建設等政策向貧困地區傾斜, 并允許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在省域范圍內使用, 增加土地收益用于扶貧;四是在有條件的貧困地區, 優先安排國土資源管理制度改革試點, 以充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四) 高度重視精神因素和科學技術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

  針對以往過分注重項目扶貧的弊端, 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注重扶貧的內外生力, 在強調外部幫扶作用的同時, 更強調要通過貧困戶自身的努力來實現脫貧致富。因此, 對貧困人口的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訓就顯得至關重要。首先, 突出教育在扶貧開發中的地位。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強調了“治貧先治愚”“扶貧先扶智”等論斷。在同菏澤及縣區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時, 習近平更是明確指出:“要緊緊扭住教育這個脫貧致富的根本之策, 再窮不能窮教育, 再窮不能窮孩子, 務必把義務教育搞好。”[18]29-30在此基礎上, 各地加大了對貧困地區的教育資助力度, 并先后實施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中等職業教育學生免學費補助生活費、高校貧困地區定向招生計劃等政策, 這對于提高貧困人口的思想認識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其次, 高度重視貧困人口的主觀能動性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對此, 早在福建時, 習近平就曾指出, “千百萬農民的團結奮斗共同努力是脫貧致富的根本條件”[19]119。2017年1月在河北張家口市調研考察時, 習近平又再次強調:“要把扶貧同扶志結合起來, 著力激發貧困群眾發展生產、脫貧致富的主動性, 著力培育貧困群眾自力更生的意識和觀念。”[4]由此可知,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扶貧中將物質扶貧與思想扶貧結合起來, 注重改變貧困人口的思想認識, 著力激發貧困戶脫貧的內在動力, 不斷增強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最后, 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如加快推進寬帶網絡覆蓋貧困村工程, 擴大信息進村入戶的覆蓋面;實施電商扶貧工程, 加強貧困地區農產品網上銷售平臺建設, 加快貧困地區物流配送體系建設等等。

  四、建立健全扶貧開發的體制機制, 為扶貧戰略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

  扶貧開發戰略保障體系是否完善, 直接關系到扶貧的效果, 關系到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扶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更關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能否如期實現。因此, 在總結以往扶貧經驗的基礎上,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結合時代發展的需要, 對新時期扶貧開發的體制機制進行了改革和完善, 從而為新時期的扶貧開發注入了活力。

  (一) 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動機制

  十八大至2017年10月以來, 習近平進行了幾十次國內考察, 其中有20多次是涉及扶貧的, 10多次將扶貧作為主要或重要內容, 他連續5年每年在國內的第一次考察都選擇了貧困地區, 有關扶貧的重要講話20多次。李克強總理也多次就扶貧開發作出重要指示, 多次到貧困地區考察調研, 連續兩年將減貧1 000萬人以上作為政府年度工作目標。可以說, 黨和國家對扶貧工作的重視是空前的, 這也充分說明了黨中央要求消除貧困的決心、信心及恒心。與此同時, 黨中央還完善了扶貧工作責任制, 并層層簽訂了脫貧攻堅責任書和軍令狀, 即省委向中央簽訂軍令狀, 而市委、縣委則向省委簽訂軍令狀。這種黨中央主要領導人自上而下的推進態勢和軍事化的管理方式, 形成了強大的威懾力, 有力地推進了新形勢下的扶貧開發。

  (二) 制定了完備的考核機制

  通過改革不合時宜的體制機制來實現脫貧, 是十八大以來扶貧開發思想的重要內容, 而完善扶貧考核機制就屬于這種方式之一。習近平對此認為, 要下大力改革扶貧開發的考核機制, 特別是對于貧困地區來說, 要將以往偏重生產總值的考核變成將考核的重心放在扶貧開發工作的成效上, 不能再以GDP論英雄。在實踐上, 2014年中組部、扶貧辦印發了《關于改進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工作的意見》, 該意見改變了以往在黨政領導干部考核中過分注重GDP的弊端, 要求對貧困縣的考核主要以扶貧開發工作的成效、農民人均純收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作為主要的指標, 在此基礎上, 各地結合自身實際也出臺了具體的考核機制, 但無一例外都加大了扶貧開發成效在考核中的比重。2016年2月, 國務院扶貧辦又出臺了《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 該辦法從減貧成效、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及扶貧資金四個方面進行考核, 并將考核結果作為對省級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和領導班子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隨后, 2017年8月, 國務院扶貧辦又出臺了《中央單位定點扶貧工作考核辦法 (試行) 》, 該辦法從幫扶成效、組織領導、選派干部、督促檢查、基層滿意情況、工作創新六個方面對中央定點扶貧單位進行了考核, 這又進一步深化了扶貧考核機制。

  (三) 建立了嚴格的問責機制

  十八大以來, 扶貧開發更多體現的是政治任務,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使黨和政府必須在2020年實現既定的脫貧目標。因此, 黨和政府就必須通過建立健全問責機制的辦法來推動扶貧開發工作的進行。正如習近平所指出, 凡是有脫貧攻堅任務的黨委和政府, 都必須倒排工期、落實責任、強力推進。在此基礎上, 2016年10月, 國務院扶貧辦出臺了《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 該辦法按照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原則, 構建責任清晰、各負其責、合力攻堅的責任體系, 并指出對扶貧工作不負責任的, 要依紀依法追究相關部門和人員的責任。與此同時, 為強化貧困縣黨委、政府擔負起扶貧攻堅的主體責任, 還制定了貧困縣約束機制。在實踐上, 2014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出臺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關于建立貧困縣約束機制的通知》, 該通知從必須作為、禁止作為和提倡作為三個方面引導貧困地區凝心聚力主抓扶貧, 對于必須作為而不作為的和對于禁止作為而作為的將依法依規受到問責。

  五、總結與展望

  黨的十八大以來,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 面對當前扶貧的新形勢及新任務, 提出了新時期扶貧開發戰略思想, 這一思想內在地包含了扶貧開發戰略的新形勢、扶貧開發戰略的核心要素、扶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扶貧開發戰略的保障等內容, 這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 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反貧困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 過去五年來, “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 六千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 貧困發生率從百分之十點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15]5。這充分說明了新時期扶貧開發戰略的正確性和有效性。黨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論斷, 并再一次向全黨發出了“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貧困縣全部摘帽”的號召, 我們有理由相信, 在黨對扶貧開發工作全面領導下, 在“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的指引下,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 所有貧困人口一定能夠如期脫貧, 所有貧困縣必定能夠如期摘帽,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一定能夠如期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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