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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期間“臺灣之戰”的論述

時間:2019-11-26 來源:閩臺文化研究 作者:盛坤陽 本文字數:15987字

  摘    要: 鴉片戰爭爆發前,英軍雖曾對臺灣進行考察與偵測,但并未將臺灣定為攻擊與占領的目標。戰爭期間,英船“納爾布達”號與“安妮”號先后出現在臺灣海面,實為意外,雙方也并未正式交戰,至于所謂的“草鳥船”事件,實為海盜聽聞英軍將要攻占臺灣之謠言,意圖乘機劫掠,中英雙方根本沒有接觸。戰爭結束后,清廷圍繞達、姚二人的功過之爭、姚瑩的自辯以及主戰人士對姚瑩的維護等,加上后世學者的進一步闡述,使“臺灣事件”漸被構建為戰績輝煌的“臺灣之戰”。

  關鍵詞: 鴉片戰爭; 臺灣之戰; 臺灣事件; 姚瑩;

  Abstrac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Opium War, although the British army investigated and detected Taiwan, it did not set Taiwan as the target of attack and occupation. During the war, the British ships "Nerbudda" and "Anne"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on the sea of Taiwan. It was an accident, and the two sides were not formally at war. As for the so-called "grass bird ship" incident, the pirates heard that the British army was about to seize Taiwan and intended to loot, but no conflict between two sides. After the war, the Qing Dynasty's fighting over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a and Yao, Yao Ying's self-defense and the support of Yao Ying by the chief combatants, as well as the further exposition by later scholars turned the "Taiwan incident" into the “Battle of Taiwan”, with a brilliant record.

  Keyword: First Opium War; Taiwan War; Taiwan Event; Yao Ying;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沿海戰情四起,東南四省成為英軍重點侵襲對象,戰局日漸吃緊。而臺灣作為四省之門戶,卻鮮有英艦到臺。直到兩艘英船在臺灣海面觸礁擱淺,船上英人被俘,臺灣才漸被卷入鴉片戰爭的漩渦中。“臺灣之獄”事件、姚瑩、達洪阿在“臺灣之戰”中的事功,以及英軍對臺的多次“侵襲”等問題是學界研究的熱點。1但以往研究對英軍戰前的作戰計劃、中英雙方在臺灣地區是否有正式交戰、以及戰后各方人士對臺灣事件的態度等問題較少論及。如章瑄文通過分析戰前英國各界關于是否占領臺灣的討論,初步判斷臺灣不是英軍攻擊的主戰場。2姚薇元、李永玉、黃金宏對兩艘英船的性質、沉沒原因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未涉及英船的赴臺動機,以及雙方是否交戰等問題。3王瑞成、劉海峰在探討戰后英俘問題時,提到了主和派對英方的妥協,以及對臺灣事件批駁與詆毀,卻未提及主戰派及道光帝對臺灣事件的頌揚與肯定。4李祖基與陳忠純的著作對鴉片戰爭時期“臺灣之戰”的過程進行了一定的論述,該書對“臺灣之戰”與姚瑩、達洪阿的抗英戰績仍持肯定與頌揚的態度,認為主和派的妥協是姚、達二人獲罪的重要原因。5綜上,現有的研究尚未就鴉片戰爭時期臺灣事件問題,形成一個完整而又系統的論述,本文試圖通過探究鴉片戰爭前后中英雙方有關“臺灣之戰”的相關記載,6還原鴉片戰爭期間的臺灣事件被構建為“臺灣之戰”的歷史過程,以便我們能更加準確的理解與認識臺灣事件在鴉片戰爭中的地位與影響。

  一、鴉片戰爭前英人對臺灣的偵測與認識

  1832年2月,英國間諜船阿美士德號在船長胡夏米與傳教士郭士立的帶領下,由澳門出發對中國沿海數省進行“訪問”與偵察。阿美士德號先后航行半年,對中國沿海各省主要城市的軍事部署、港口優劣等進行了探測,“阿美士德”號曾在澎湖與臺灣靠岸停泊,通過數天的偵測與觀察,船上的英人對臺灣的情況作出了初步的判斷。

  胡夏米在《阿美士德號中國北部口岸航行報告》中提到:“臺灣被描寫為中國東海岸的谷倉是最恰當不過的……當西南季風來臨時,商人們在臺灣裝上蔗糖,到大陸北部口岸,主要是寧波、上海、天津、以及奉天(今遼寧)各城鎮出售,并從奉天運回豆類與藥材。”7郭士立在《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中亦曾指出:“臺灣素來缺乏良港,甚至在它的首府,大船也只好在距離海岸很遠的地方,即赤嵌城炮臺(Fort Zelandia)附近停泊。我們所訪問的地方叫做五條港……低潮時,水深不到二英尺。”7從胡、郭兩人的記載中可以看出英國人對臺灣的初步認知,即臺灣與大陸之間雖存在著較為密切的經濟貿易關系,但臺灣西部海岸缺乏良港,不利于大型船只的停靠,不是理想的貿易中轉地。
 

鴉片戰爭期間“臺灣之戰”的論述
 

  1839年,當林則徐在虎門禁煙的消息傳回倫敦后,英國的鴉片販子就積極策動政府發動對華的侵略戰爭,并秘密謀劃對華作戰的戰略方針,英國內閣最開始制定的戰略目標是封鎖中國沿海,至少占領一個沿海島嶼,迫使中國盡快屈服。戰爭開始前,英國政府將中國沿海的所有島嶼視為可占領地區,但在占領哪些島嶼更合適,及是否將臺灣作為目標的問題上,英國內部發生了較大的爭論。“關于臺灣問題,熟悉中國沿海情況的人意見分歧,有人主張占領,有人反對,反對的主要理由是說臺灣島太大,并且島的西部海岸也缺乏優良港口。”7

  從英國商人與政府的往來文件中,我們能看到更多的是鴉片販子與英國商會更傾向于占領舟山、廈門等地。倫敦東印度公司與中國協會建議:“假若認為臺灣占領起來太大,那廈門包括金門島,可以給我們一個良港,可以控制,并可據此劫取臺灣商業。”8英商莫卡·維卡在寫給巴麥尊的私人信函中指出:“依我看來,超乎一切的一樁緊要的事情是占有一處居留地……要是我們有權選擇地點的話,我喜歡廈門、福州或舟山,因為據我們所知,這些地方擁有安全的港灣,其地位臨近中國最為富庶的省區。”9由此看來,英國商人與鴉片販子,并不傾向于將臺灣作為他們在中國沿海進行貿易的居留地。

  此外,配合英軍對華作戰的印度總督在備忘錄里指出臺灣在鴉片戰爭中的地位:“有人曾談到廈門島、澎湖群島、福爾摩沙的臺灣和海南。但是,雖然占領這些島嶼中的任何一個將在對臨省貿易進行的斗爭中帶來很大好處,可是由于廈門等地位于南方,不利于健康;同時由于主要目的是要在京城造成一種印象,所以占領一個更偏北的島嶼,例如舟山,對于控制運河與海上之間的交通將更好得多,而且很可能有更大得多的政治影響。”10巴麥尊亦曾提到對占領地的要求:“可提供良好而又安全的停泊船只的島嶼,它能夠防御中國人方面的任何襲擊,而且,情況變得有利于永久占領它的話,便可能予以永久占領。”11顯然,在英國人眼中,臺灣并不是合適的占領地。首先,臺灣全島,尤其是西部海岸缺乏適合大型船只停泊的優良港灣。其次,英國更注重運河貿易的發展,而臺灣孤懸海外,對運河貿易的開展無益。最后,臺灣地處中國東南海疆,距離北京較遠,占領臺灣難以對清政府造成較大的震懾。總之,無論是從自然條件還是對清政府產生的政治影響考慮,臺灣對于英國而言,都不是合適的占領目標。

  經過一番爭論后,英國政府制定了最終的對華作戰策略。“遠征部隊離開新加坡之后,應首先開往珠江口,以便在該地建立有效的封鎖……在建立和宣布對珠江的封鎖后,艦隊司令官應該北上,在北上途中采取措施截斷廈門和臺灣之間的聯系。他應該封鎖舟山群島對面通往杭州府的河口……對如舟山群島這樣的地方進行軍事占領,這些地方可能更適合長期占領成為一個總指揮部所在地……然后,他將繼續前往北直隸灣,以便打通與中國政府的聯系。”11在1841年6月,璞鼎查替代義律作為英軍遠征軍指揮官時,巴麥尊致信璞鼎查,其中提到:“印度總督正調遣軍隊和船只前往支持,以便遠征軍統帥能夠執行他們要對廈門和在揚子江進行的那些進一步的軍事行動。”12英軍在1840年、1841年兩次北犯中,都是將廈門、舟山作為重點攻擊與占領的目標,并未打算攻占臺灣。總之,英國政府在制定對華作戰方針時,雖曾一度將臺灣作為占領目標之一,但由于種種限制因素,英軍放棄了占領臺灣的計劃,至多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切斷大陸與臺灣的聯系與貿易。

  二、鴉片戰爭期間“臺灣之戰”的過程

  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無意進犯臺灣,但因中英雙方的主戰場在東南四省,而臺灣海峽是英軍北犯的必經之地,使得臺灣在鴉片戰爭中難以置身事外。英船不可避免地出現的臺灣海域,在種種巧合下引發了所謂的“臺灣之戰”。

  (一)“納爾布達號”事件

  1841年9月29日,英船“納爾布達”號在基隆海面觸礁擱淺,被臺灣軍民發現,此時船上共有240名船員,其中133人被俘,32人被臺灣軍民斬殺,約80人溺斃。

  各方關于“納爾布達”號沉船事件記載大不相同。達洪阿、姚瑩的奏折中提到:“該夷船于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萬人堆洋面……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炮臺連發兩炮,打壞兵房一間,我兵尚無損傷。邱鎮功并手放一炮。惟八千斤、六千斤大炮有準,立見夷船桅折索斷,船即隨水退出口外,海涌驟起,沖礁擊碎。臣等查此次文武義首等前后共計斬獲白夷五人,紅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同撈獲夷炮十門,搜獲夷書圖冊多件。”13

  璞鼎查于1842年11月在廈門的告示中卻宣稱:“去年八月間,納爾布達號船只,遭風之時,船內有歐羅巴之白臉人二十九名,小呂宋人兩名,屬印度國之黑臉人二百四十三名,共二百七十四人。當該船擱礁之際,歐羅巴人二十九名,小呂宋人兩名,印度人三名,同下舢板逃生,幸得歸粵。船中尚遺印度人二百四十名,其船隨風逐浪,漂過礁石,直至基隆灣內,比之外洋稍可安身。船中人等不忍舍船,在彼尚居五日。繼則合木成排棄船,手無寸械,分散逃命上岸。彼時被海波溺死者,已有數人,被匪民搶奪亂殺者,亦有數人。”7

  澳門的《中國叢報》則報道:“9月26日,納爾布達號運輸船在開往舟山的航程中,在福爾摩沙島的北部或者在Piscadore島附近失事。33名船員在上尉的帶領下坐上救生艇逃生,10月6日他們在香港附近被曼恩公司的黑天鵝號救起。”14

  我們若想理清中英雙方關于納爾布達號的是非爭論,就得最大程度的還原“納爾布號”事件的真相。首先,我們應分析納爾布達號是否為侵臺船只。英軍官方對外宣稱納爾布達號是民船,船上既無軍人,也無軍事物資。但根據李永玉的考證,納爾布達號船只應是軍事運輸船,15且船上人員多為非軍事戰斗人員,并不具備單獨作戰能力。此時,英軍的主力已集中在長江沿岸,準備舟山戰役,不會貿然派一艘不具備單獨作戰能力的運輸艦來攻打重兵防守且未在作戰計劃中的臺灣。此外,作戰狀態下,船只遇險,軍官帶領士兵拋棄船只與船員逃生,是軍中之大忌。而船上英軍之所以率先撤離,最可能的是納爾布達號出現在臺灣并非為了攻打臺灣,只是在臺灣海峽附近失事,軍官與士兵只得率先棄船尋求救援。

  其次,我們應考慮納爾布達號是否因遭遇暴風雨天氣,在到達臺灣海面前已損毀嚴重失去控制。從目前看來,納爾布達號遭遇暴風雨天氣被毀壞的可能性更大。姚瑩在1842年11月的一份奏折中稱:“查臺灣洋面上年……及(八月)初九日,始有颶風,至十二日申刻,即已止息。”16根據姚瑩這段記載,1841年八月初九至十二日(9月23日至9月26日)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確可能存在臺風。此外,參加1841年第二次舟山戰役的英軍軍官奧賽隆尼在《對華作戰記》也曾提到:“(1841年)9月4日……英國艦隊開通了東北的航道,然后英軍擬定了進攻舟山群島的日程,但在牛鼻山附近遭遇暴風和濃霧,許多運輸艦都失散了,直到月底,這些船才在舟山附近重新集結起來。”17我們根據姚瑩奏折與英軍軍官的回憶錄所載內容,可斷定在1841年9月中下旬,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海域,的確出現過惡劣的臺風天氣,導致英軍進攻舟山的很多船只都被吹散。

  根據中英雙方及其他記載,可以大致還原“納爾布達號”事件的始末。納爾布達號是英軍第二次北犯期間的軍事運輸船。18在1841年8、9月間,多次往來于香港與舟山之間,負責運輸軍事物資及參戰人員。但在9月23日~26日前后,在舟山附近遭遇臺風天氣,損毀嚴重失去控制,漂移到基隆海面觸礁擱淺19,船上30多位英軍乘坐救生艇離開,最后在香港附近被救,大部分船員被困在船上。9月29日納爾布達號可能被風浪帶進港內,臺灣軍民發現已觸礁擱淺的納爾布達號后,開炮攻擊,納爾布達號被擊中,受到重創開始下沉。20船上幸存的士兵與船員,紛紛跳船逃生,除部分溺水身亡,多數被臺灣軍民斬殺或俘獲。因此,“納爾布達號”事件,既不是英軍所說的遭風難民被俘被殺,也不是達洪阿、姚瑩的奏折所說雙方在經過激烈炮戰后,英船被擊中沉沒,而是遭風“難軍”被臺灣軍民逮捕、斬殺或俘虜。

  (二)“安妮號”事件

  1842年3月11日,英船安妮號在臺灣中部淡水廳的大安土地公港觸礁擱淺,船上共57人,大部被臺灣軍民被俘虜。

  各方關于“安妮號”事件詳情與經過的記載大相徑庭。達洪阿、姚瑩的奏折宣稱:“(正月)三十日卯刻,果有三桅夷船一只,隨帶杉板四只,在淡、彰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一面守軍在港口迤北之土地公港分兵埋伏……所募漁船粵人周梓等,與夷船上廣東漢奸作土音招呼,誘從土地公港駛進,果為暗礁所擱,其船歪側不能入水,夷人十分驚慌。該處埋伏兵勇齊起,距岸不遠,已在水搖簸,不能行駛……兵勇奮力圍擊,殺斃白夷一人,紅黑夷數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廣東漢奸五名。奪獲夷炮十門,又鐵炮一門,鳥槍五桿,腰刀十把,均系鎮海寧波營中之物。”21

  璞鼎查日后在廈門的告示則堅稱:“安納(安妮)名號船只,原自舟山起椗,意欲駛赴澳門,乃于本年正月間南還之時,風浪大起,將船飄至臺灣洋,擱礁破壞,彼時有歐羅巴、米利堅白臉人十四名,西洋及小呂宋人四名,印度黑臉人三十四名,漢人五名,共五十七名在船,而風濤洶涌,將船漂入淺灘。迨至風息潮退,船己擱在旱地,進退兩難,無路可出。是以我人先上福建漁船,希圖逃出海面,不幸旋見漢軍尾至,我人即棄兵械一皆投降,因無抗拒之意,是以不放鳥槍。”7

  澳門的《中國叢報》刊登了的安妮號船長顛林的日記,其中記載:“1842年3月8日,安妮號由舟山開往澳門。10日晚上開始下暴雨,激起風浪。次日上午10時,它觸礁后漂流到臺灣海域。不久,他看到船已經擱淺,不能再駕駛,遂與其他船員帶著各種武器和干糧,乘救生艇登岸。他希望趕緊奪取一兩只漁船,來搬運安妮號上的貴重物品。他們順利上了岸,4人一隊沿著海岸尋找可用的漁船。最后,他們找到兩只漁船,但3名船員己失去聯系。此時,許多百姓和‘惡棍’乘坐小船到安妮號上搶奪船上的貴重物品,另有些人則舉著槍、劍、長刀包圍了他們,并繳獲了他們的武裝,甚至連衣服都剝光。后來,一個軍官率領一群士兵將他帶往淡水廳。”22

  從以上的記錄可以看出,雙方在安妮號的赴臺動機、擱淺原因等方面仍是各執一詞。首先,我們需確認安妮號的赴臺動機。璞鼎查對外宣稱安妮號是一首由舟山返回澳門的民船。而姚瑩奏折中稱:“璞鼎查在舟山住到十二月間,聞說本朝的兵船到臺灣雞籠被官兵擊破,夷人全數拿獲,隨叫顛林等兵船多只與黃舟前來探聽,相機行事。”7根據姚瑩所奏,顛林是奉璞鼎查的命令,帶領五十多名船員在漢奸黃舟的幫助下,來探聽或解救納爾布達號的船員。但納爾布達號在臺灣北部的基隆海面擱淺沉沒,被俘船員此時已被解送臺灣南部府城,英方的調查或者解救船只卻從臺灣中部淡、彰交界處的土地公港附近入港,顯得不合情理。因此,安妮號是璞鼎查派到臺灣探聽或解救納爾布達號船員的說法應不成立。

  其次,我們應判斷安妮號究竟是“遭風擱淺”,還是被臺灣軍民“設計擱淺”。根據姚瑩的《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中記載,鴉片戰爭期間,淡水廳、彰化縣設防的港口,只有番仔挖、五叉港、王功港、大安港、中港、香山港、竹塹港、滬尾港、大雞籠港等九處港口,甚至是在大安港北兩處“皆淺狹”的吞霄、后隴兩港都有幾十名官兵防守,卻只字未提土地公港的防守情況。23同治十年的《淡水廳志》亦載:“土地公港及大安港淺而狹,五百擔以上商船無有也”,“土地公港……近已泥沙淤塞”。24此外,姚瑩曾寫信給王得祿介紹臺灣中北部港口防守情況,其中曾提到“如鹽水港、埭仔挖、吞霄、后隴皆淺水小港。唯本地小船出入,非內地商船之比。”25根據《清代臺灣港口分布圖》顯示,土地公港明顯小于吞霄、后隴兩港口,大中型商船根本無法通行靠岸。26安妮號是一艘遠洋航行的三桅船,顛林作為在中國沿海負責軍事運輸的船長,又怎會如此疏忽大意,貿然進入幾乎肉眼可見的“淺狹”港口。

  安妮號原是在中國沿海進行貿易的英國商船,可能是在鴉片戰爭爆發后或在1841年璞鼎查來華后,被英軍臨時征用,負責運載兵員及火器等物資。27安妮號應是遭風之后損毀嚴重,隨著大風與洋流漂泊,最后在土地公港附近擱淺,而非被設計擱淺,達洪阿、姚瑩的奏折中應有冒功失實之處。此外,姚薇元先生通過考證安妮號船員實際人數明顯少于達洪阿、姚瑩捷報中斬殺、俘虜人數,認為達、姚確實有誑報邀功的嫌疑。28

  (三)“草鳥船”事件

  1842年4、5月份,數十只草鳥船在臺灣近海游弋窺伺,但多數被臺灣水師與岸上炮臺擊沉,并擒獲海匪多名。達洪阿、姚瑩將此定性為英軍勾結海匪對臺灣的第五次進犯。

  達洪阿、姚瑩的奏折中聲稱:“伏查夷生性多疑,前既屢次受創,懼我口外有沉汕暗礁,不敢輕進,是以將大幫潛伏在外,僅以三船來往內洋窺伺,冀找奸民內應,彼即乘機而入。復以草鳥匪船為其羽翼,俾于淺水處所探試導引,因內應之奸民先已獲誅,購買奸民之夷船復經擊破,無從測我虛實。此次各路又將草鳥匪船擊沉多只,溺斃無數,生擒奸匪多名,夷見無隙可乘,潛引大幫而去。”29

  印度總督埃倫巴勒在致英軍陸軍指揮官郭富的信函指出了英軍在1842年5、6月份的作戰方針,“我相信大約在4月中旬抵達新加坡的援軍……應把這支部隊用于揚子江;閣下應占有位于運河口的京山島,盡可能堅固地加強該島的防務,對它提供一支充足的警衛部隊并充分供應食物。”30

  我們應首先判斷英軍此時有無進犯臺灣之時機與理由。根據英軍制定的戰略方針,英軍準備在1842年5、6月份印度援軍抵達后,發起上海、鎮江、南京的戰役,迫使清政府同意談判。浙江巡撫劉韻珂的奏折中亦提到:“(五月)初十日探得鎮海招寶山下泊有逆船二只,定海道頭竹山門蟹臍港等洋共泊逆船五十三只,并聞此外尚有續至之船,亦不日可到。各逆稱系天竺國借來……是江、浙兩省現共有逆船八十四只,較之去年秋船數增至一倍。”31為了發動在長江沿岸的戰役,英軍調集了大量的軍隊在江浙集結。所以在4、5月份英軍應正在進行積極備戰,英軍大部分軍事力量都集結在長江沿岸,很難再有力量和理由大舉侵犯臺灣。從印度所調集的援軍,由新加坡北上參加長江沿岸的戰役,其運輸船及戰艦頻繁調動,多次往來于臺灣海峽,自然會給閩臺沿海軍民造成壓力。姚瑩的奏折曾提到“嗣接廈門行商信稱:有夷船十九只,欲自廣東來臺等語”32;姚瑩亦承認英軍攻打臺灣之事是從他人口中得知,并不確定實有其事。當時清廷的情報系統非常落后,達洪阿、姚瑩很難對英軍作戰方針做出準確的判斷。因此,英軍欲犯臺灣之說有可能讓達洪阿、姚瑩作出誤判。

  其次,我們應弄清草鳥船出現在臺灣的原因。姚瑩奏折中的海盜供詞指出:“林山,同安縣人,自制草鳥船一只……聞有夷船多只到臺灣攻打,起意來臺乘機搶奪……陳義,同安縣人,上年七月初十日夷船攻破廈門,伊同現獲之王真乘機搶奪,得贓無多。王真制有八槳白底船一只,因聞夷船來臺,該犯糾同王真……約為夷船向導,乘機行劫。”33由此可知,由于英船多次往來于臺灣海峽,使英軍將要攻打臺灣之謠言四起,不僅使沿海軍民產生誤判,亦使部分海盜也以為英軍要攻打臺灣。而這些海盜意圖在英軍攻破臺灣之時,趁機劫掠,所以召集同伙游弋于臺灣近海。

  綜上,我們可大致還原“草鳥船”事件之真相。英軍為發動長江沿岸之戰役,從印度等地調集大批援軍積極備戰,英船多次往來臺灣海峽,使沿海海盜以為英軍要攻打臺灣,漸生乘機劫掠臺灣之意,并集聚于臺灣近海,但達洪阿、姚瑩卻誤將海盜的草鳥船當做英軍攻臺之“先鋒”。因此,所謂的“草鳥船”事件很可能是“禍起蕭墻”,并非英軍與海匪勾結準備大舉進犯臺灣。

  總之,鴉片戰爭期間發生在臺灣的“納爾布達號”“安妮號”事件很可能只是臺灣軍民對遭風擱淺船員的抓捕行動而已;所謂的“草鳥船”事件,則是中國沿海的海盜聽聞英軍將要攻占臺灣,想趁火打劫而已,中英雙方其實未發生接觸,亦未在臺灣正式交戰。

  三、鴉片戰爭后各方對“臺灣之戰”的構建

  鴉片戰爭結束后,璞鼎查向清政府索要在臺被俘人員,得知被俘人員多數被殺后,斥責“達洪阿等犯,不顧廉恥,貪婪功勞……應將其刻即(即刻)去官正法,將其家財入官,照數若干,全交英官分濟無辜枉死之家屬。”7道光帝卻曉諭英人,英俘正法乃議和以前之事,姚瑩已在奏折中,詳述相關事情。且戰時互有殺傷乃為常事,不應據此要求賠償,7派伊里布與璞鼎查交涉。璞鼎查在與伊里布交涉的過程中態度強硬,甚至不惜以重開戰端相威脅,道光帝為免英國人尋釁,只得妥協,下令將姚瑩、達洪阿革職下獄。

  (一)姚瑩對“臺灣之戰”的講述與辯解

  身為“臺灣之戰”的關鍵人物,姚瑩在戰后的態度與作為至關重要。姚瑩在得知璞鼎查于沿海張貼告示譴責臺灣殺俘事件后,乃上奏道光帝極力申辯,稱納爾布達號并非遭風擱淺,實乃被岸上炮臺擊沉;安妮號乃官民同心,用計誘其擱淺,并指出:“夷人夾板雖多,其中多系派用商船,打仗勝則稱為兵船,以耀其武,敗則指為商船,以諱其短。此固兵家之常,原無足怪。”34甚至為了自證清白,姚瑩請道光帝將其撤職,愿聽候欽差大臣到臺查辦案情。35

  細察姚瑩獲罪前后及赴任四川時的作為,即可發現姚瑩在與家人、師友的集會與信札中多次提到“臺灣之戰”輝煌戰績。1843年,姚瑩致書劉鴻翱稱:“夷船前后五犯臺灣,草鳥船勾結于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于內,卒得保守嚴疆,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卒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36姚瑩在此強調“臺灣之戰”的勝利來之不易,皆賴官民同心,共同抗敵。其后,在致方植之函中透露“舉世獲罪,獨臺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鎮道受賞,督撫無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況以英夷之強黠,不能得志于臺灣,更為膚愬之辭,恫嚇諸帥逐鎮道,以逞所欲。”姚瑩認為自己獲罪一案,實乃系獨賞招忌,英夷構陷。37在與光律原書中云:“夷五犯臺灣,不得一利,兩擊走,一潛遁,兩破其舟,擒其眾而斬之,冀以上振國威,下雪眾恥……江浙閩粵四省事勢已壞,夷不得志于臺灣,乃詭辭膚愬恫嚇四省大帥……閩帥以臺灣功不由己出有嗛言,又恨前索夷囚不予,及奉旨查辦之。”38姚瑩再次重申破夷功績,強調英夷因在臺灣不得志,遂威嚇朝廷要員治罪于己。姚瑩在事件結束曾總結自己獲罪的原委時指出,“當此之時,夷為原告,大臣靡然從風,斷非口舌能爭之事,鎮道身為大員斷無嘵嘵申辯之理,自當委曲求全,以全大局”39。姚瑩認為自己之所以獲罪,不只是因為英方的施壓與主和派的“落井下石”,而且與自己顧全大局,不愿做無謂的爭辯有關。

  姚瑩出獄后,至交舊友為慶賀其平安歸來,爭相設宴款待或邀游共飲。席間談論內容多圍繞于國家當前危難,尤對姚瑩在臺灣擊退英夷之事頗感興趣。姚瑩出獄后不久,梅曾亮、馬湘帆、湯海秋、王少鶴、何子貞、陳頌南、蘇庚堂、朱伯韓和張際亮等人,邀姚瑩于蒹葭閣,在宴席中與姚瑩把酒言歡,暢論時事。40此外,在一次馮桂芬發起的聚會中,馮桂芬邀集諸多友人,聚會共飲,席間諸人熱切詢問姚瑩臺灣抗夷之事,姚瑩對眾人詳加解說臺灣的戰守策略與退敵經過。41姚瑩通過信札與友人聚會,多次講述臺灣退敵之經過,使“臺灣之戰”的輝煌戰果日益為人所知、所信。

  (二)道光帝對“臺灣之戰”勝績的態度

  若想明晰姚瑩等人在戰后的處境,道光帝對“臺灣之戰”的態度亦是我們需要著重考察的內容。首先是戰爭期間,姚瑩奏報數次“臺灣之戰”的勝績時,道光帝欣喜異常。在姚瑩奏折的上諭中,曾提到道光帝“朕嘉悅之懷,筆難罄述……覽奏欣悅,大快人心。”42在東南沿海四省戰情危急之下,唯有臺灣傳來“捷報”,可謂是及時之雨。道光帝聞此喜訊,圣心大悅,不吝賞賜,對姚瑩、達洪阿等有功人員加官進爵,特旨封賞姚瑩二品頂戴榮銜,達洪阿太子太保銜,賜阿克達春巴圖魯稱號,其他有功人員各有優厚封賞。43由此可見,道光帝對姚瑩、達洪阿在“臺灣之戰”中的表現是甚為滿意,大加贊賞。

  在和議期間,璞鼎查對“臺灣之戰”與送還俘虜之事提出異議,要求將姚瑩、達洪阿治罪時。道光帝極為惱火,令怡良傳諭英方,“臺灣兩次拿獲各夷,在郡正法,均在未經撫議以前……即如兩軍臨陣,互有殺傷,事后復責令償還,斷無是理。”44耆英在與璞鼎查交涉英俘事件時,奏請“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解部審辦,以期水落石出。”道光帝批示“自有辦理之處,此斷不可,該夷詭詐百出,勿墮其術也”,甚至言明即使實有其事,亦當另有處置。45道光帝認為英夷所控絕非事實,對英其要求斷難接受,對姚瑩、達洪阿在臺灣之戰功深信不疑,對二人也是盡力維護。此后,怡良、伊里布等閩粵大臣接連上奏英方對“殺俘”之事的不滿言狀,而道光帝仍強調戰爭之中互有殺傷,實屬正常,且臺灣殺俘在和議之前,并無不妥,令耆英等人對英人多加曉諭,以期干戈永息。

  隨后,怡良奏報稱英軍在廈門持械行兇,欲殺臺灣官兵,璞鼎查揚言若不為其傳遞“極詆達洪阿等辦理此事之偽”的文書,將“自遣火輪船送至江寧等語。”46璞鼎查以“殺俘”事件未有結果為由,遲遲不肯退兵,甚至不惜以重開戰端相威脅。后耆英奏稱在調查臺灣“殺俘”事件時,浙江提督李廷鈺、候補四品經堂臣蘇廷玉二人確曾耳聞閩臺鄉親傳言有夷船在臺灣海面遭風擱淺,船員被臺灣官府逮捕殺害。至此道光帝對臺灣“殺俘”事件的態度方有了微妙的轉變,對達、姚二人生出“設或如是,豈非欺君誤國而殃民,其罪尚可逭呼”的猜疑。47道光帝在璞鼎查的脅迫與對臺灣“殺俘”事件的疑慮下,乃派怡良赴臺查清殺俘事件的原委。

  此時,伊里布上奏稱,應將達洪阿、姚瑩解京訊問,既可全大局,靖海宇,且可借此保全達、姚。48道光帝為了盡早平息英人的怨恨,避免重開戰端,心生動搖,希望盡快結案,準備妥協。命在臺調查的怡良,即使達洪阿、姚瑩所奏屬實,未有虛報,“亦當籌及大局,將達洪阿、姚瑩撤任,帶至省城,候旨辦理。”49姚瑩與達洪阿于1843年8月中旬抵京入獄,由穆彰阿負責審訊。至此,英方璞鼎查亦可算是獲得比較滿意的結果,隨后中英雙方進行了換約及各項善后事宜。

  中英雙方交涉事件告一段落后,穆彰阿于1843年8月25日向道光帝奏報審訊結果,認為“夷人五犯臺灣,未得一利,反被破舟擒斬,其所誘之奸民匪船,又皆被獲,銜恨實深,于受撫后,譎辭控訴,達洪阿、姚瑩計慮粗疏,未能事先料及,以致上煩圣慮,實屬辜負天恩。”50穆彰阿等人揣測道光帝不欲加罪達、姚二人之圣意,只定二人思慮不周,未能料事于先,辜負圣恩的過錯。道光帝當即以二人未能核實戰況,奏折過夸,但念其在臺有年,且能平定南北匪亂,故僅將二人革職而不加罪,并于當日釋放出獄。51兩個月后,道光帝或許認為風波已過,重新起用達、姚二人,賞達洪阿三等侍衛,充哈密辦事大臣,官職不降反升,隨后,姚瑩“以同知知州發四川用”52。由此看來,道光帝并非真正認同璞鼎查對達、姚“冒功妄殺”的指控,之所以對其進行懲處,應是想息事寧人,早日解決與英人之善后與糾葛。53

  此外,道光帝不愿否認“臺灣之戰”功績亦應有維護朝廷與自身威嚴之打算,中英雙方交戰兩年有余,敗多勝少,閩、粵、江、浙四省損兵失地,唯有臺灣捷報頻傳。若此時再否認“臺灣之戰”的勝績,無異于承認鴉片戰爭中清廷皆是敗仗。道光帝作為鴉片戰爭的最高指揮者將威嚴掃地,難辭其咎。但在璞鼎查的強硬抗議及戰爭恫嚇下,為了平息英人憤恨,避免重啟戰端,道光帝只能采取采用“先懲后補”的方法,肯定與默認達、姚等人在“臺灣之戰”中的功績。

  (三)主戰文人對姚瑩的維護與頌揚

  在姚瑩獲罪下獄之前已有多人為姚瑩上書鳴冤,云南道監察御史福珠隆阿、工科掌印給事中薩林等,均上奏表示支持姚瑩、達洪阿,將璞鼎查的要求視之為英人反間計。54姚瑩獲罪的消息傳出后,群情嘩然,引發主戰文人的強烈反彈,紛紛撰文賦詩聲援。55魯一同在《擬論姚瑩功罪狀》中贊揚姚瑩“忠勤文武,守邊數年,橫塞夷虜之沖”,認為姚瑩三挫英夷,有功而無罪,朝廷宜當獎勵,以為忠勇楷模,并指陳姚瑩之獲罪乃敵人構陷,如輕信夷人之言,將使親痛仇快,自毀士氣。56錢贊黃在《論臺灣之獄》中認為姚瑩、達洪阿實為“能戰之臣”,雞籠、大安之役屢建奇功,兩人獲罪皆源于英夷與議和之臣構陷。57友人張際亮在詩中稱贊姚瑩“直看太守臣淮陽,頗惜將軍加廣利。驚波晝夜奔滄溟,滔滔身世安得平,功名自昔歸豎子,壯士何足哀平生?”58張際亮稱贊姚瑩在眾軍皆敗時,姚瑩卻能在臺灣取得輝煌的勝利,堪比抵擋“安史之亂”叛軍的功臣淮陽太守張巡。

  姚瑩在押解京城途中,得到各地文人的禮遇與頌揚。1843年3月,姚瑩被押解至惠安時,汪雅堂、張竹虛等人陪姚瑩游烏石頭巖。59后抵福州時,友人謝碩甫、劉芭川等人為姚瑩置酒餞行,賦詩相贈。607月初姚瑩行抵蘇州,與其兄姚朔久別重逢。61七月初七,應鹿春如之邀,與張際亮、張竹虛等人宴集白公祠下。628月上旬姚瑩抵北京,30余名公卿大臣爭相出迎。63臺灣紳民得知姚瑩入獄后,甚至已在集資以助其用度。64

  姚瑩出獄后聲名遠揚,不論是否相識,均欲與其相交,其中不乏政要顯貴,如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潘世恩,戶部尚書、同光宋詩派領袖祁寯藻,吏部尚書湯金釗、兵部尚書許乃普等人。65除了對姚瑩等人進行輿論支持外,主戰文人多將姚瑩獲罪視之為冤案,撰書以記其事。《李星沅日記》曾指姚瑩、達洪阿獲罪與林則徐遣戍,乃莫須有之獄。66《夷艘入寇記》中載:“怡良必欲鎮道引誣,以謝夷酋,遂劾奏褫逮至京師。”67夏燮在《中西紀事》中云:“臺灣之獄,外則耆相主之,內則穆相主之,怡制使查辦此案,竟以莫須有三字定讞。”68文人多認為姚瑩獲罪,是由耆英與穆彰阿主導之,怡良查辦后,以“莫須有”定案。

  主戰文人在贊譽姚瑩的同時,亦嚴厲指責朝中主和公卿。尤以力主與英夷媾和的琦善與穆彰阿,為文人主要抨擊對象。文人手持春秋之筆,維護頌揚姚瑩等主戰官員,抨擊主和奸臣,文人之間的的信札、詩文酬答早已漸次散布相關言論,逐步形塑出“臺灣之戰”大勝的輿論氛圍。69社會輿論與詩賦文章亦逐漸走向抨擊主和、傳播奸佞當權、任用非人的論述。主戰派勢力亦漸趨高漲,姚瑩等人作為主戰英雄的形象,在當時與后人的詩文中愈加鮮明且崇高,“臺灣之戰”的輝煌戰果在文人的構建中,亦逐漸為世人所認可與熟知。主戰文人留下的文章詩賦,不僅主導了當時的社會輿論,而且也成為后人品評與解讀“臺灣之戰”的重要史料依據。

  四、結論

  綜上所述,英國自工業革命后,急欲開拓中國市場,19世界初期曾多次派船在中國沿海進行偵查,得出臺灣雖與大陸沿海地區貿易密切,但孤懸海外,難以治理,缺乏優良港灣的結論。鴉片戰爭前,英軍在經過數番討論后,認為臺灣不適合作為遠征軍的攻擊目標,只是將其作為監視對象而已。在戰爭開始后,先后有納爾布達號、安妮號兩艘軍事運輸船在臺灣海面遭風擱淺觸礁,船上人員大部分被臺灣軍民斬殺俘虜,達洪阿、姚瑩在俘獲英方人員后,為了振奮士氣,彰顯國威將之斬殺。戰后,英人對臺灣“殺俘”事件極為不滿,強烈要求將清政府治達、姚之罪,道光帝迫于壓力只得暫時將達洪阿、姚瑩撤職查辦。此時,主戰人士不甘姚瑩等人蒙受冤屈,紛紛通過上書、撰文頌揚“臺灣之戰”的功績。道光帝本人亦默認達、姚在“臺灣之戰”中的功績,因此,在事件平息后,二人又被道光帝重新起用。

  現下關于鴉片戰爭期間“臺灣之戰”的論述,與歷史實際過程或有出入,這既與達洪阿、姚瑩誤信下屬的報告有關,也與戰后主戰主和兩派之爭及達、姚二人為自保而做的辯解有關,還多少受到近代以來倡揚反侵略歷史敘述的影響。依據本文所揭示的鴉片戰爭期間中英雙方在臺灣附近海域的沖突情形,筆者以為,與其將英軍對臺灣的多次“滋擾”稱之為“臺灣之戰”,不如將之定義為“臺灣事件”,或更貼合實情。

  注釋

  1相關研究成果有:韓子佩:《姚瑩在鴉片戰爭中對保衛臺灣的貢獻》,《江淮論壇》1983年第5期;陳進忠:《略論“臺灣冤獄”》,《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楊彥杰:《第一次鴉片戰爭與臺灣》,《福建論壇》1990年第4期;王生懷:《論姚瑩的抗英保臺思想及其實踐》,《安徽史學》2002年第2期等等。
  2章瑄文:《紀實與虛構---鴉片戰爭時期臺灣殺俘事件研究》,臺灣VIP碩士論文,2007年,第76~91頁。
  3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5~177頁;[韓]李永玉:《鴉片戰爭期間擱淺臺灣英船性質考》,《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黃金宏:《鴉片戰爭在閩臺的重要史實和影響辨析》,福建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4劉海峰:《穆彰阿、姚瑩與“臺灣之獄”》,《兵團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王瑞成:《鴉片戰爭時期的戰俘問題》,《安徽史學》2004年第5期。
  5李祖基、陳忠純:《社會轉型、抗擊外侮與近代化建設---晚清臺灣歷史映像(1840~1895)》,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20頁。
  6以往文章論述臺灣事件時,曾用過《中國叢報》的材料介紹“安妮號”事件時。但在論述“納爾布達號”事件時,尚未發現有文章用過《中國叢報》的材料。
  7[8][9][17][26][28][40][41]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編著:《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44頁,第101頁,第126頁,第248~249頁,第249頁,第95頁,第247~248頁,第251頁。
  8《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致巴麥尊子爵附件》,《英國藍皮書》,1893年11月2日,轉載自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5~657頁。
  9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下)》,《經濟研究》1955年第2期,第115~117頁。
  10《印度總督提出的備忘錄》,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975~976頁。
  11[14]《巴麥尊子爵致海軍部各長官函》,《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第二冊,第526頁,第537~538頁。
  12[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一卷,張匯文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725頁。
  13姚瑩:《基隆破獲夷舟奏》,《東溟奏稿》,《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三輯,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33~35頁。
  14張西平編:《中國叢報:1832.5~1851.12》第11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9頁。
  15[韓]李永玉:《鴉片戰爭期間擱淺臺灣英船性質考》,《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6姚瑩:《夷酋忽生異議奏》,《東溟奏稿》,第174頁。
  17奧賽隆尼:《對華作戰記》,參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7~558頁。
  18姚瑩:《基隆破獲夷舟奏》,《東溟奏稿》,第34頁。
  19姚薇元先生亦認為納爾布達號是由廈門開往浙江海面參加長江沿岸的戰役的軍事運輸船,途中遭遇強風浪,在臺灣海面觸礁擱淺,不過姚薇元先生提到的船只遭遇風浪時間與本文的考證略有差別。
  20姚瑩奏折中曾提到“方夷船初受炮傷之時,海浪忽起,遂將該夷船沖礁破碎。”由此可見,納爾布達號觸礁確有其事,疑點在于先受炮擊而觸礁,還是先觸礁再受炮擊。據目前的資料來看,納爾布達號應是先觸礁再受清軍炮擊,但參戰人員為顯戰功,在上報時稱英船先中炮再觸礁。參閱姚瑩:《基隆破獲夷舟奏》,《東溟奏稿》,第35頁。
  21姚瑩:《逆奏復犯大安破舟擒俘奏》,《東溟奏稿》,第77頁。
  22張西平編:《中國叢報:1832.5~1851.12》第12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20~122頁。
  23姚瑩:《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三輯,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80~83頁。
  24(清)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49頁、第191頁。
  25姚瑩:《與王提督書》,《中復堂選集》,第129頁。
  26“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繪,劉琦揚整理:《清代臺灣港口分布圖》,參見“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網頁:http://thcts.ascc.net/themes/rc09.php,2019年9月17日查詢。
  27參閱[韓]李永玉:《鴉片戰爭期間擱淺臺灣英船性質考》,《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8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第176~177頁。
  29姚瑩:《擊破通夷匪船拿獲奸民逆夷大幫潛遁奏》,《東溟奏稿》,第103頁。
  30《埃倫巴勒勛爵致郭富爵士函》,《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第二冊,第1034~1039頁。
  31劉韻珂:《浙江巡撫劉韻珂奏報探得浙洋英船增多并有北竄之謠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第355頁。
  32姚瑩:《擊破通夷匪船拿獲奸民逆夷大幫潛遁奏》,《東溟奏稿》,第106頁。
  33姚瑩:《擊破通夷匪船拿獲奸民逆夷大幫潛遁奏》,《東溟奏稿》,第106頁。
  34姚瑩:《夷酋忽生異議奏》,《東溟奏稿》,第175頁。
  35姚瑩:《夷酋強貼偽示請旨查辦奏》,《東溟奏稿》,第178頁。
  36姚瑩:《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后集》,第747頁。
  37姚瑩:《再與方植之書》,《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后集》,第751~752頁。
  38姚瑩:《與光律原書》,《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后集》,第756頁。
  39姚瑩:《再與方植之書》,《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后集》,第752頁。
  40姚瑩:《中復堂全集后湘詩集·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1464~1467頁。
  41馮桂芬:《姚石甫觀察小象題辭》,《顯志堂稿》卷十二,清光緒二年馮氏校邠廬刻本,第239頁。
  42姚瑩:《逆奏復犯大安破舟擒俘奏》,《東溟奏稿》,第78~80頁。
  43姚瑩:《逆奏復犯大安破舟擒俘奏》,《東溟奏稿》,第80頁。
  44廷寄:《答怡良等折》,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444頁。
  45耆英:《耆英奏英人控訴臺灣總兵達洪阿妄殺遭風英民請交部審辦折》,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三,第2485~2486頁。
  46怡良:《怡良奏璞鼎查省言臺灣所戮之俘均系難民欲求伸冤有照會文件求為分遞折》,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三,第2489~2492頁。
  47耆英:《耆英又奏訪聞臺灣所誅英人實系難民請敕閩浙總督查明片》,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四,第2512~2513頁。
  48伊里布:《伊里布奏璞鼎查所控臺灣殺俘事俟到粵后妥辦折》,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四,第2529~2530頁。
  49廷寄:《據達洪阿等折著怡良籌及大局將達洪阿等撤任》,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五,第2569~2570頁。
  50穆彰阿:《穆彰阿等奏取具達洪阿姚瑩親供呈覽折》,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八,第2527頁。
  51上諭:《據穆彰阿等折達洪阿姚瑩加恩免其治罪業已革職著毋庸議》,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八,第2727~2728頁。
  52姚濬昌編:《中復堂全集附錄·年譜》,第4316頁。
  53姚薇元先生認為達、姚二人只革職,未蒙大冤,且達、姚二人之所以重新起用,與怡良告病,劉鴻翱為二人翻案有關。但姚薇元先生忽略了道光帝對達、姚二人在“臺灣之戰”功績中的態度,二人之所以能迅速起用,道光帝對“臺灣之戰”的態度才是關鍵。
  54福珠隆阿:《監察御史福珠隆阿奏請拒絕英人無理要求以保全抗英有功之臺灣鎮道折》;薩林:《工科掌印給事中薩林奏陳應防英人請撤臺灣鎮道二員之反間計以存國體折》,《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23、25頁。
  55姚瑩:《中復堂全集后湘詩集·續集》,第1467~1468頁。
  56魯一同:《擬論姚瑩功罪狀》,《魯通甫集》卷四,第34頁上~35頁下,轉引自《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第280~281頁。
  57錢贊黃:《論臺灣之獄》,參見《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第281~282頁。
  58張際亮:《寄姚石甫三丈時將赴臺渡海不果》,參見《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第397頁。
  59姚瑩:《中復堂全集后湘詩集·續集》,第1451頁。
  60姚瑩:《中復堂全集后湘詩集·續集》,第1455~1456頁。
  61姚瑩:《中復堂全集后湘詩集·續集》,第1458頁
  62姚瑩:《中復堂全集后湘詩集·續集》,第1458~1459頁。
  63施立業:《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第300~301頁。
  64姚瑩:《中復堂全集后湘詩集·續集》,第1466頁。
  65姚瑩:《復廌青一兄書》,《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后集》,第764~765頁。
  66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99頁。
  67不著撰人:《夷艘入寇記下》,參見《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第270~271頁。
  68夏燮:《中西紀事》卷十,第1~8頁,參見《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第276頁。
  69姚瑩,晚晴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桐城學派創始人姚鼐的侄孫,與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并稱為“姚門四杰”,門生故友遍布全國,在晚清文人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晚清文人的詩文中記載這段史實時,多會偏向姚瑩等人。

    盛坤陽.鴉片戰爭期間臺灣事件始末探析[J].閩臺文化研究,2019(03):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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