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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嘉莉妹妹》分析城市空間與個體身份和焦慮的聯系

時間:2014-06-30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7694字
論文摘要

  現代性主體建構于個體在現代社會追尋與確認自身身份的過程之中。從空間理論的角度來看,城市人身份感的模糊缺失與城市空間密不可分,城市空間的設計、規劃與布局對人的身份會產生同化與異化作用。兩種作用相互抗爭,使人的身份成為矛盾體,從而引發城市人的焦慮感。城市空間所引發的身份焦慮在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劇烈的反應。西奧多·德萊塞的代表作《嘉莉妹妹》就是一個鮮明例證,人物的身份變化貫穿始終,其中關于19世紀末芝加哥和紐約兩個城市建筑和環境的大量描寫,為我們研究城市空間和個體身份提供了充分的線索。因此,本文將《嘉莉妹妹》置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快速城市化的背景,力圖揭示城市空間與個體身份和焦慮的內在聯系。

  從空間角度研究《嘉莉妹妹》的學術成果尚不豐富。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比較突出的有理查德·利罕在《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中描述了德萊塞筆下的美國城市。利罕闡述了《嘉莉妹妹》中的斯賓塞哲學基礎,以及小說中的城市構形。中國學者方成的《<嘉莉妹妹>中的城市空間觀念與城市話語》通過分析德萊塞對紐約和芝加哥城市空間的觀念,揭示了其城市話語模式及其后面蘊含的意識形態,即,城市是罪惡的象征,充滿著欲望與墮落的生活方式。

  上述成果開拓了對于《嘉莉妹妹》研究的空間視野,影響深遠。但對于城市空間與城市主體身份建構之間的關系沒有做進一步的研究,這便構成本文的研究突破點。

  一、城市空間與個體身份的同化與異化

  城市空間對都市人的身份建構有著特殊影響。城市在空間上的密集和消費文化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對個體身份產生同化作用,而城市區域、階層的分化、交通的發展以及對自然的抹殺則對個體身份產生異化影響。

  (一)城市空間對個體的同化作用

  城市作為歷史的產物之一,是社會權利與文化的最大限度的集中。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城市中交匯。19世紀的工業化進程使城市空間的聚集性更為突出。這種空間的聚集帶來人的聚集。大城市的完備設施與豐富資源促使許多外地人涌入城市。個體身份在聚集的城市空間中會呈現出趨同的趨勢。為了適應城市生活,不同地域、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不得不放棄某些原先的身份屬性,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融合也使得原有的身份屬性逐漸弱化。除此之外,城市消費文化的盛行也使得個體身份趨向一致。

  商業建筑在設計建造之時就力圖抹平個體身份的差異感,有意地營造一種人人平等的氛圍,以刺激消費欲望,鼓勵市民消費。

  1.聚集的城市空間

  城市空間的聚集性是指建造布局的密集性和隨之而來的人口增長。城市空間的聚集性會產生城市地域系統所特有的“聚集效應”,人口的聚集就是突出的表現。物理空間的密集在客觀上造成了人的聚集,使身份、地位、職業、種族和性別的界線被打破。

  作為新興的城市,芝加哥在物理空間上呈現為聚集形態。《嘉莉妹妹》的開篇便通過嘉莉的眼睛對芝加哥這座城市的遠景進行了一番描述:“越過廣袤無際的平坦的大草原,他們看見一行行電線桿矗立在通往那座大城市的田野里。遠處呈現出一些市郊小鎮的輪廓,還有一些聳入云霄的大煙囪。空曠的原野上不時見到一些兩層樓的木頭房子,不圍柵欄,也不栽樹木,仿佛是即將到達的大片房屋的前哨。”

  雖然火車還未進入芝加哥市,當時從遠處已經能感受到這座城市的密集和擁擠。延伸到城市外的電線桿,“聳入云霄的大煙囪”從視覺上就給人一種促狹感和壓迫感,原野上還散落著房屋,這一切都預示著大面積、高密度的建筑群即將映入眼簾。廣袤平坦的大草原與根根矗立的電線桿和煙囪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城市空間的密集感。

  嘉莉在第一次求職的過程中親眼目睹了這個城市的擁擠與繁華,“方圓七十五平方英里的市區內,道路四通八達,房屋星羅棋布……為新建筑物打樁的氣錘聲到處都聽得到”,“凡是自以為有氣魄的大商行,都是單獨擁有一幢大樓……閃閃發亮的銅鑄或者鎳制的招牌,掛在方石砌成的大門口”。

  鱗次櫛比的商戶,閃閃發亮的招牌,都給我們一種空間上的聚集感。而聚集的空間帶來了人口的稠密,早上上班高峰期“連車廂鐵欄兩側都擠滿了各大批發商行里的小職員和打雜的工友”。芝加哥“猶如一塊巨大的磁石,把充滿希望的和絕望的人們從四面八方都給吸引過來了———他們中間,有些人還有待發家致富,有些人則在別處早已錢財、事業兩空,境況甚慘”。

  這些人來到芝加哥是想尋求機遇的,他們變為“芝加哥人”,他們是“淘金者”。

  這種情況在紐約體現得更加明顯。赫斯特伍德曾對嘉莉說“紐約沒有帶草坪的花園別墅。全都是居民住宅”,一語道破紐約城市空間的促狹。德萊塞對紐約百老匯大道的描述體現了這座城市的擁擠:“車水馬龍,行人如過江之鯽,五十九街上的街車里全都擠滿了人”,“不僅有成群的凈愛賣弄風騷的美女,同時還有凈愛觀賞美女的男人”。

  這里還聚集著窮人和乞丐。小說第四十八章中描寫了一名為乞丐募捐的“上尉”,他選擇的地點正是百老匯大街。一條百老匯大道上,聚集著各式各樣的人,貧富的隔離線模糊了,城市平民和乞丐可以踏入富人的生活天地。在這里的人,不論貧富,也不論他們原先的背景如何,在此刻他們是屬于這個城市的,浸溺在這個城市的氛圍之中,擁有某種共同的情感;他們原有的身份已漸漸弱化,正如赫斯特伍德昔日酒吧經理的身份一去不復返,在新的城市中,他們的身份都被重新定義。而赫斯特伍德對過去生活的念念不忘,恰恰證明了其新的身份正在形成,一個以紐約市民為標記的共同身份。

  2.城市空間與消費文化

  城市空間在商業化的導向下,被打上消費文化的烙印。商場、店鋪、戲院、酒店,所有的消費場所無不在宣揚消費文化的影響。而這些消費場所設計的共同特點就在于刺激消費欲望和抹平身份差異。二者相輔相成。同時,消費的力量使不同階層打破分化格局,理查德·桑內特在分析城市區域劃分時曾以巴黎為例,“巴黎的工人若到城里的非工人階級城區,或者到別的工人階級城區,唯一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到新出現的百貨商店里面購物”。

  消費打破了原有的階級界限,使不同社會階層混雜起來,這種混雜和異質會產生一定的同化作用。

  《嘉莉妹妹》中對百老匯商業區有著詳盡的描述:“此時此刻,正是百老匯展示出它特別誘人的景觀的時刻……各劇院開始接納觀眾。令人炫目的電光廣告,以及預告今夜娛樂的海報比比皆是……大街對過,那些大飯店(霍夫曼大酒店和第五大街大飯店)成百個窗子正在閃閃發光,它們附設的咖啡廳和彈子房里擠滿了悠然自得、衣著講究、尋歡作樂的人群。四下里夜闌更深,紐約這個大城市追求歡樂的夜生活,正以怪異、瘋狂的節奏躍動著。”

  從這段描述中不難看出消費文化彌漫了這個百老匯大街。廣告和海報絢麗奪目,將戲劇、藝術都變為可出售的商品;馬車和私家車來回穿梭,是載著人們去消費去娛樂;在飯店、咖啡廳、彈子房,人們享受著消費所帶來的服務。人們受到內心物質欲望的驅使而內心膨脹,流連忘返。值得注意的是,在描繪大都市景象的時候常常離不開對燈光和玻璃窗的描述。電燈應用于商業,強化了人們的消費意識。因為有燈光,劇院的廣告在夜晚也能顯得耀眼奪目,引人注意;飯店通過玻璃窗的設計將室內的燈火通明外在化,飯店外面的人可以看到飯店內的娛樂享受,一種消費的欲望會不自覺地在內心燃起。玻璃窗也在這里起了關鍵作用,它實現了內外空間的交換,外在呈現室內的商品和服務。此外,商場店鋪使用玻璃櫥窗來展示商品,再輔以燈光,為商品增添了誘惑力,以此刺激消費。“他們在商店的地面層開辟了一些玻璃櫥窗,而櫥窗中擺設的是商店中最不尋常的貨物,而不是最為常見的商品。櫥窗本身的裝飾也變得越來越新奇和精巧”。

  商業建筑的設計的另一個特點在于力圖抹平個體的身份差異以招攬更多的顧客上門。裝潢華麗的櫥窗,四敞大開的店門,明亮耀眼的燈光,可以自由挑選的陳列柜臺,還有店家老板站在門口吆喝生意……這一切都在傳達一個信息,那就是每個人,無論男女老少、身份高低,都渴望擁有美好的物品,歡迎大家盡情選購。

  在消費場所,人們原本的身份不再重要,他們都被同化為一個身份:消費者。

  消費的強大魔力還促使人們打破階層的分化格局。百老匯這一地標性建筑,每天招徠各色人等前來光顧。不僅是那些富人階層,嘉莉這樣的平民也可以前去一睹風采。除了像嘉莉這樣的年輕人,書中還寫到裁縫、鞋匠還有帽匠也紛紛在這里捕捉時尚元素,了解市場行情。在餐廳、戲院打工的人們則多是來自于工人階級。在商業中心,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都在這里匯聚,沾染上百老匯的氣息。嘉莉在光臨過百老匯之后燃起了想要躋身上流社會的愿望。可見,這種異質的、混雜的空間會對個體的身份產生一定的同化效應。

  (二)城市空間對個體身份的異化作用

  如果說城市空間對個體身份的同化是一種廣泛的作用,那么其對個體身份的異化作用則顯得深刻而尖銳。表面的同化中包含著尖銳的異化,使城市變成強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獄。城市空間中仿佛筑起無形的“城墻”。德萊塞在《嘉莉妹妹》中提出了“有圍墻的城市”這一概念,生動地描述了城市中的無形“城墻”:“他也逐漸清晰地意識到他離去的那個世界對自己該有何等重要……可是如今,他早已被擯在門外了,這個世界離得他多么的地遠呀。他開始看到那個世界活像是一座有圍墻的城市。各個城門口都有人把守著。你就是進不去。圍墻里頭的人壓根兒都不樂意出來看看你是什么人。他們在圍城里頭如此這般歡天喜地,竟把圍墻外頭的所有一切人全給忘掉了———而藝理論他赫斯特伍德正是在圍墻外頭。”

  這種無形的“城墻”形象地體現了城市空間對個體身份的異化作用。城市空間被劃分為不同區域,居民的身份也由此被區分。便捷的交通縮短了不同空間之間的距離,而人的身份也隨著空間的轉移而改變,這種快速轉變模糊了個體的身份感。城市人造空間的特性,割斷了人與自然和故土的天然聯系,使人喪失認同感和歸屬感。

  1.空間的并置

  不同層次的空間在城市中并置的概念最早由芝加哥學派提出。作為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伯吉斯通過對芝加哥進行城市人類生態研究,得出了第一個城市生態的理念模式。伯吉斯認為,位于一個城市中心的是中心商業區,這是富人和高地位社會階層的聚集區;其次是過渡區,這里的建筑和環境最為破舊,是社會下層群體生活的地方,也是貧民窟之所在;再向外一層是藍領階層生活區,這里離中心商業區距離較近,通勤成本相對較低;第四層和第五層分別是中產階級和富人住宅區,這里遠離市中心,環境質量較好,空間也比較充足,適合能夠負擔起交通費用的高收入階層。這樣的一種環狀格局必然導致不同空間形式的并置和對比,使人感到巨大的異化感。

  1889年的芝加哥正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商業為中心的環狀結構,《嘉莉妹妹》中描寫的芝加哥市中心“是一片很大的批發商業和購物中心”,沿著范伯倫街往東,“兩旁先是越往前走越是神氣的建筑物,接著是許許多多矮棚屋和煤棧,最后才到達河邊”。

  截然不同的空間形式并存,使人對用以定位其身份的環境產生不確定性,正如嘉莉“不覺產生了一種孤苦無依之感”。環狀城市布局必然導致貧富空間的并置與對比。紐約的曼哈頓百老匯和布魯克林區就是鮮明的例證。布魯克林區是黑人和少數民族的聚居區,這里種族歧視橫行,就業困難,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犯罪率高,是社會底層階級的聚集地。書中描寫布魯克林區“這一帶房子都是木結構,又矮又小,路面也高低不平”。

  這一切都與曼哈頓區形成鮮明對比。小說還有一段對百老匯和鮑威里街的對比描寫體現了貧富空間的差異,在百老匯一帶,富人們都“身穿厚呢子長大衣,撐著雨傘,小心翼翼地在走路”,“直奔舒適的大飯店而去”;而在鮑威里街,窮人和流浪漢卻在“頂風冒雪、疲于奔命”,他們“全都豎起衣領,把帽子拉到了耳根邊”,“在燈光昏暗、邋里邋遢的小鋪子跟前時隱時現”。兩種空間在中心城市并存,人們每天穿行于不同的空間之中,必然會產生身份上的疏離感。

  2.交通的作用

  交通的發展拉近了城市與鄉村兩種空間的距離。

  尤其是火車,在溝通不同地區空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嘉莉妹妹正是乘坐火車來到芝加哥,在車上她想到“大城市就在前頭,每天來來往往的列車使它跟全國各地更密切地聯結在一起。一旦她到了芝加哥,哥倫比亞城也離得并不太遠。請問———一百英里,幾個鐘頭的路算得上什么呢?她盡管可以回去嘛”。

  嘉莉的心理清楚地體現了交通發展對于空間聯系和轉換的重大意義。它產生了大衛·哈維所提出的“時空壓縮”效應。由于芝加哥交通發達,其他城市與其的相對距離縮短了,旅行時間的縮短、空間轉換的便捷使得人們對時空的感悟發生了變化。空間的快速轉換也會使人產生身份上的不確定感;一邊是安靜樸素的田園景象,一邊是喧囂華麗的都市生活,兩種原本不搭界的場景,由于交通的迅捷,如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人們坐著火車從哥倫比亞出發,只消幾個小時的工夫,便會到達另一個世界,在這樣的快速轉換之中,人們很自然地感到身份感的模糊與缺失。

  3.遠離自然的城市空間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巔峰之作,它是人為的空間結構。城市的這種特性使它必然遠離一切自然屬性的事物。可以說,城市空間的出現是對自然空間的一種侵犯和掠奪,城市符號象征著對自然的征服。這種對自然的消滅和抹殺給都市人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逐漸壓抑和褪去自身的自然屬性,從而導致人格的不健全和身份感的異化。

  德萊塞在《嘉莉妹妹》開篇就寫到了渾濁的芝加哥河:“河里擠滿了來自遙遠的江湖的大帆船,船頭緊傍著豎立著黑色標樁的河岸。火車呼哧呼哧在噴氣,和軌道一起發出哐當哐當聲,就再也見不到那條小河了。”這景象頗具象征意義,河流淹沒在火車的蒸汽之中,暗示出人類城市凌駕于自然之上。嘉莉上班的第一個早晨,“在一望無際的蔚藍色的天空下,沐浴著清晨的陽光,沁人心脾的和風徐徐而來……”這一寧靜愉悅的景色與周遭的高樓大廈、上班族往來的匆忙景象形成鮮明對比。對于這樣可愛的早晨,人們無法駐足享受,只能繼續匆匆趕路,走進一間間陰暗骯臟的廠房。對于自然的欣賞和渴望被壓抑了,人越來越變成機器,每天只能機械性地勞作。由此可見,自然因素嚴重影響著個體對自身身份感的確定。

  城市空間對人與自然的隔離從某些角度也可理解為對人與其故土的割裂,因為大多數到城市打工的外鄉人都是來自鄉村。這些人來到城市,從事制造業或金融服務業,從此告別了和土地打交道。在傳統意義上,鄉村代表著自然。從《嘉莉妹妹》中我們可以看到,縱使交通拉近了城鄉距離,那些身處城市的外來者也很少再回到故鄉生活。嘉莉也只是在一些特殊場合才回想起她的父親和家鄉的生活,當她坐在舒適的搖椅里沉思默想的時候,也多是思考她在城市的生活。嘉莉的姐姐明妮也未曾打算要回到故鄉,她和丈夫漢森拼命攢錢,為的是將來在芝加哥西區購置土地。對于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來說,故鄉已經是遙不可及的一個夢,他們來到城市,千辛萬苦生存下來,獲得了一個新的身份,這與他們在家鄉時截然不同。由于身份感的差異,他們被永遠地封鎖在城市之中了。

  二、都市人的身份感與焦慮感

  生活在城市的人對于自身身份的困惑和迷茫會引發一種身份上的焦慮感。在無法認清自己身份的情況下,人們依然渴望同化也渴望異化,而現實中的個體身份也在自行經歷著同化與異化。在城市空間中,這是一場不斷發生在個體與群體間的斗爭與妥協。個體渴望同化以期能夠融入特定群體,加強自身身份感;而在同化的過程個體又渴望身份的異化,為的是保存個性和思想上的獨立性。同化和異化,二者是一個矛盾體,同時作用于個體身份,一種焦慮感便油然而生。

  嘉莉最后的成功意味著她成功地求得了身份上的同化,融入了紐約的上流社會,她最終進入到了“有圍墻的城市”。

  當她最初來到芝加哥的姐姐家時,她是滿懷希望能夠融入這個家庭,即融入工人階級這個群體之中。她認識到這是個“因循守舊,操勞度日”的家庭,她的姐姐“整天胼手胝足地忙活”,便決定跟德魯埃斷絕來往。明妮提出要帶她去林肯公園逛逛她也拒絕了,而是安分守己地出去找工作。可是在做了一些努力之后她發覺自己很難做到像他們一樣生活。當她提出想去劇院看戲,明妮和丈夫卻表示“這可不是我們想干的事”。

  嘉莉自己也不愿與工廠的女工同流合污。她覺得“她自己不會做一個很庸俗的女工”。在工廠上班時,她也看不慣“廠房里的亂彈琴”,她覺得“這些話都很粗魯、下流”,她很害怕“那些小伙子也會對她說這樣的話兒———這些小伙子,在她看來……全都粗野可笑”,所以她不與他們來往。雖然未能融入下層階級,嘉莉卻著實被城市的消費文化和奢侈氛圍同化了。她在商場找工作時“對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的珠寶、飾物、服裝、鞋子、文具等商品簡直艷羨不已……所有這一切都激起她的個人欲望……”

  當她在街上偶遇以前工廠的女工,看到她們衣著寒酸,她頓時覺得“她們倆之間仿佛有一道奔騰澎湃的洪流,已把她們各自分開了”。此時她與原先的女工身份已經徹底脫離,她已從那個群體之中異化出來。當嘉莉與萬斯太太同游百老匯時,她對萬斯太太羨慕極了:“啊,這個萬斯太太多么幸福;她———年輕、標致而又有錢……有了錢該有多么了不起啊!”這一段內心獨白顯示出嘉莉見識到了中產階級乃至上層社會奢華的生活,內心十分渴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但是當她真的成名,又十分富有時,她又“覺得自己無比孤獨,好像她已是在絕望地、孤立無援地拼搏著”。

  她又開始渴望異化,過與一般有錢人不同的生活,那種使嘉莉成為嘉莉的生活。嘉莉從貧到富,從默默無聞到聲名大噪,從土里土氣的外來妹到時髦安逸的上流淑女,她想要尋找的,就是她的真正身份;在追尋身份的過程中,她經歷了許多,而最后,她依然“總是覺得不滿足”,一種焦慮的情緒溢于言表。

  三、結語

  城市空間與現代性主體的關系是一個值得廣泛而持久討論的話題。城市空間對個體身份的同化與異化作用正時時刻刻地發生在城市人身邊。城市人對于自身身份的探尋會一直持續下去。進入后現代社會后,絕對真理正在消弭之中,城市生活和人的精神體驗都呈現為碎片化,人們便更加難以求得自身的身份認同。

  內戰后的美國社會進入現代時期,德萊塞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寫于1899年的《嘉莉妹妹》無意中成為記錄美國快速城市化的一本史書。城市空間以其聚集的構造、無處不在的消費暗示、環狀的空間并置、便捷的交通以及強烈的人造性特點,使千千萬萬的外來者,如同嘉莉妹妹一般,被其所在的群體同化,而同時又經歷著被其他群體異化的過程,他們在城市中奮斗,不僅是為了獲取名利,更是為了獲得一種身份上的認同。在對身份感的追尋過程中,現代人的主體性被逐漸構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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