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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功能、類型及生效

時間:2019-10-04 來源:政法論壇 作者:張平華 本文字數:18592字

  摘要: 人格權立法應認真對待人格權法律行為。人格權法律行為是民事主體通過意思表示設立、變更、終止人格權法律關系的行為。人格權法律行為滿足了“行為主線”的求, 具有多樣化的類型, 有助于積極實踐人身自由、為其設定界域, 進而化解主客體錯位、邊界模糊等技術難題;也會妥當理順民法各編的關系, 克服現有立法草案總則部分不夠完整、動態屬性匱乏等模式難題。為彰顯人格價值的優越性, 人格權法律行為應傾向于保護行為人而不是相對人, 其財產屬性越強越可以適用民法總則。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原則上應采取書面形式, 不適用行為能力制度, 也應禁止代理。對其意思表示之解釋適用意思主義規則, 意思表示瑕疵會直接導致行為無效, 違反公序良俗也是行為無效的重要原因。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可被任意撤銷, 行為無效時原則上不能恢復原狀。

  關鍵詞:民法典編纂; 人格權法律行為; 功能; 類型; 生效;

  人格權獨立成編無疑是中國民法典編纂工程中最令人矚目的創新。從2018年8月到2019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對人格權編草案進行了兩次審議,結果只對部分條文予以微調,這似乎意味著無論在模式上還是技術上人格權立法均已臻于成熟。 (1) 然而,一無參照樣板二缺充足理論,人格權立法先要將類型繁多的人格權匯集成編;再將其與民法之傳統編章合為一體,這注定是一項復雜而長期的工程!只有堅持不懈地調試立法模式、打磨立法技術,確立融貫立法模式和技術的構造主線,才能確保人格權獨立成編之可行性,最終證成人格權獨立成編。問題是,復雜體系顯然不能僅靠單一主線簡單串成。作為民法最基本的要素,“權利”自然是人格權立法的首選主線;此外,立法者還應該認真對待“行為”主線。特別是:民法典人格權編中是否對應存在某種法律行為?該行為可否歸類于民法總則上的法律行為?該行為具備什么樣的功能和類型?這又必須從人格權的立法難題說起。

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功能、類型及生效

  一、人格權的立法難題

  只有權利屬性明確,權利客體清晰、權利內容區隔明確,才能恰當地表達權利。物權以有體物為客體,是典型的支配權,無疑可以很好地滿足上述立法技術要求。物權公示制度也十分有助于切分物上利益、構造起完善的物權體系。基于立法技術上的差異,不同的權利又對應著不同的立法原則:物權是絕對權,為防止物權傷及第三人,須堅持法定原則;債權是相對權,無涉第三人,不須遵循法定原則。 (2) 對照而言,人格權立法的技術難題包括:

  (一) 源于客體的技術難題

  1. 人格權的主客體錯位

  按照思維慣性,人格權只能以所有權為模型按照支配權進行架構。 (1) 所謂支配要求主體直接作用于客體。一旦談及以人格為客體,總會遭遇“主客體錯位”的詰難,也有觸及倫理底線之嫌。這說明無論將客體設為人格利益還是人格要素,人格權都會存在表達難題,盡管其具備極高的倫理價值,但其支配屬性模糊,無法在規范上落實。例如,人格權無法像財物那樣被轉讓、拋棄。死者人格利益也不應該像遺產那樣被繼承。 (2)

  2. 人格權的邊界模糊

  人格具有多層次的要素:生命、健康、身體等物質要素;姓名、肖像、名譽、信用、隱私等精神要素;平等、自由、尊嚴等一般人格要素。這些多層次的要素可以衍生出多樣化的人格權,但其邊界常常模糊不清:其一,人格權缺乏有效公示制度,其邊界無法像物權那么清晰,不能簡明識別人格要素、表達或建構權利[1] (P.90) 。其二,人格權具有無形性,其中,精神性人格權、標表性人格權的無形程度要明顯高于物質性人格權。無形程度越高,人格要素越不容易被識別出來,人格權邊界就越模糊。其三,不同人格權的邊界可以相互包容、交叉或牽連。特定人格權可以承載其他權益或者被其他權益包容,例如,在以名人肖像設計商標的情形中,肖像權就可以被商標權包容。不同的人格權相互牽連,容易遭致連環侵害。例如,在冒用他人身份證辦理信用卡再惡意透支消費,致使受害人被列入誠信黑名單的情形中,由侵害姓名權可以牽連至信用權、名譽權等被侵害。

  3. 法定原則的內在緊張

  人格權是絕對權,本應堅持法定原則,以構建嚴整的類型和明晰的內容,宣示確認自然權利,保障第三人的安全。然而,不同于物權法定,人格權法定原則注定難以全面實現。一是人格權主客體錯位意味著規范表達障礙,權利邊界模糊則決定了法律規范上的模糊,這些無不背離了法定原則對權利規范確定性的要求。二是人格權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日趨完善,有必要突破既有類型或體系,保持開放的體系。比較起具體人格權,一般人格權明顯具備不確定性、開放性。比起物質性人格權,精神性人格權的不確定性更高。在法人人格權和自然人人格權中,前者的類型有限、后者類型開放。在特殊主體和普通主體人格權中,前者的制度目的更加特殊、內容更有必要具體化。

  (二) 源于內容的技術難題

  人格權立法的主要任務是把人格權應有架構的核心內容用法律語言表達出來。整體上,人格權以“人格平等”為基點,以“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為雙內核。在完成上述立法任務時,現行《草案》遭遇了下列難題:

  1. 人格平等在立法上的間接性

  人格平等在民法上首先是法律關系的入門前提,表現為各種能力制度,沒有必要再行權利化。人格平等是要求立法者、司法者普遍遵行的基礎原理,中國城鄉土地使用權兩軌制、人身損害賠償中的同種損害卻不同規格的做法明顯違反這一要求,未來改革和立法應予以修改。人格平等落實于各項財產權、人身權制度設計中,行使合同自由權、主張履行抗辯權、主張基于配偶的財產權和人身權、行使共有人的管理權等均體現為人格平等。人格平等的保護也有間接性。故意混淆馳名商標的行為侵害了平等競爭的法律地位,可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侵權。針對剝奪主體進入特定民事法律關系資格的情形,當事人可以以一般人格權被侵害為由提起民事侵權之訴。用人單位應賠禮道歉并賠償因喪失工作機會所導致的經濟損失。 (1)

  2. 人格尊嚴主要靠侵權法規范

  人格尊嚴存在兩層含義:一是在積極意義上指主體自在自為的尊榮。這里的尊嚴是憲法基本權利體系的核心,可以與憲法基本價值相互滋養催生新的權利[2] (P.115) [3] (P.963) ,成為各種基本人格價值的總“容器”。 (2) 民事立法者無須過多關注。二是在消極意義上指主體得到他人之尊重。哈貝馬斯指出,人的尊嚴“更多是不可侵犯,即人與人之間交往所形成的相互承認”[4]。消極意義的人格尊嚴主要由侵權法加以規范,無須人格權法越殂代皰。否則,越要表現人格尊嚴,人格權法就越須內含救濟條款,富有侵權法色彩。《草案》顯然以尊嚴為中心展開權利類型設計,強化權利保護,但并未足夠警惕由此產生的人格權法和侵權法的界限混淆問題。一審稿“一般規定”總計10條,其中6條是救濟規范;二審稿“一般規定”總計12條,其中7條是救濟規范。 (3) “一般規定”突出了人格權救濟色彩,甚至越俎代庖地設立人格權侵權一般條款。 (4) 此外,分則的諸多條文也采取了禁止權利侵害和宣示享有權利相結合的范式,放任法條隨機匯總。 (5)

  3. 人身自由的規范方式失當

  扣除人格平等和人格尊嚴,人格權余留下的核心內容是人身自由,而這應該是人格權立法的重心。 (6) 對此,《草案》存在諸多規范失當之處,主要表現為:一是明確規定了人身行動自由權 (第791條) ,而對其他人身自由涉獵不足,人身自由有被降格為具體人格權之嫌。 (7) 二是人身自由的類型化程度不夠。人身自由不僅意味著主體自身為或不為的可能,還意味著其有權授權他人使用人格權益。 (8) 對于后者,《草案》僅關注了肖像權這個點,承認許可使用權為肖像權的重要權能 (798條) ;而未顧及到人格權的面,缺乏對人身自由授權使用制度的整體規定。為克此弊,《草案》只好允許“其他人格權的許可使用和自然人聲音的保護”參照適用肖像權的有關規定 (803條) ,但這又未免本末倒置。三是頻繁使用“但書”,降低了法律規范的確定性。 (9) “但書”可以形成“原則”和“例外”相結合的規范表述,是無法絕對避免的立法技術,但立法者應把握其度、避免頻繁使用“但書”[5]。如果說“原則”是對人身自由的確認或表達,那么,“例外”往往構成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又存在兩種典型:其一,“法律另有規定除外”。其二,“當事人另有規定除外”或“權利人同意”除外。《草案》中頻繁使用“法律另有規定除外”型“但書”,必將授權其他特別立法限制人身自由,從而給國家強制預留過多空間。在《民法總則》第5條 (自愿原則) 、第8條 (守法與公序良俗原則) ,第131條 (權利義務一致原則) 、第132條 (禁止權利濫用原則) 已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設有原則性規定的前提下,《草案》通過頻繁使用“但書”重申了上述一般原則卻未指出具體例外,構成不必要的重復。

  (三) 人格權立法的模式難題

  “總分結合”是民事立法的基本模式。一方面,民法總則應規定普適于各編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分則保留其特殊制度。另一方面,分則內部也應貫徹“總分結合”模式,既要有統攝本編的一般規定,全面覆蓋相關權利類型,也要搭建起溝通民法總則和分則的橋梁。對照總分結合模式之要求,人格權編的立法難題以及《草案》相應的不足主要表現為:

  1.《草案》總則不夠完整

  《草案》開篇的“一般規定”居于人格權編總則之位,但其并不完整,尚不能完全統攝人格權編分則。首先,缺少基本類型。自然人人格權、法人人格權是被《民法總則》所承認的人格權基本分類,而“一般規定”并未建立法人人格權的基本規定,形成明確的二元對立結構。這將不利于對法人人格權適用更嚴格的法定原則,壓縮可能的法人人格權類型,從而引發法人人格權類型泛濫。其次,基本關系不順暢。在當代市場經濟環境下,財產權和人格權并非總是涇渭分明,如何理順兩者關系?草案根本未予涉及。為防止混淆,人格權編應承認:經濟價值越高的權利越不應規定為人格權,商譽權不是人格權。在“人格權商品化”現象中,商品化權是獨立的財產權還是人格權,理論上向有爭議[6] (P.225) [7] (P.123) 。為避免人格權搭載過多的財產內容,維持民法體系安定,也為了承認商品化權的可讓與性、繼承性,應承認商品化權是獨立的財產權。當然,人格權商品化不等于人格權已經轉化為財產權。只是為了理解和適用上的便利,這種新型財產權仍應規定于人格權編。最后,動態屬性匱乏。民法各編十分注重權利變動及其原因,整體上動態屬性明顯。廣義上的權利變動包含一切形態的權利得喪變更,結果可以是絕對權也可以是相對權;狹義的權利變動限于結果是絕對權的得喪變更。權利變動的主要原因是法律行為,以貫徹體現當事人意志,保障交易安全。各編的權利變動制度應受總則中法律行為制度的約束。人格權編“一般規定”缺乏對人格權變動的足夠重視,大大降低了人格權編應有的動態屬性。考慮到人格權是固有權利,與生俱來、自然消滅;無須公示,也不存在以公示制度為中心的交易規范,人們通常承認人格權只能依據非法律行為,甚至只能依據出生、死亡等事件實現權利變動。其實,這僅僅是限于狹義的權利變動而得出的結論,忽視了結果是相對權的人格權變動,忽視了依據法律行為的人格權變動,授權他人使用名稱、肖像的行為即為其典型。這一欠缺使人格權編不能實現法律關系的動靜結合,也容易使人格權擺脫民法總則的制約,削弱其獨立成編的正當性。

  2.《草案》與民法各編的關系不夠明朗

  在總分結合模式下,各編又形成了與所規范事項相呼應的構造原則。其中,物權編、債權編適用“結構相似”原則,不論物權、債權發生于現實生活的何種領域,只要法律效果或法律結構上滿足典型的絕對權、相對權的要求,就屬于該編調整對象。親屬編、繼承編適用“生活事實類似”原則,分別調整與親屬或繼承相關的各類生活事實,其中的法律關系比較復雜,權利性質并不統一[8] (P.20-21) [9] (P.16-17) 。可見,不同的構造原則既可以從立法上為各編章編纂提供依據,又有助于厘清各編之間的關系。比較而言,“結構相似”原則容易淡化分編的個性色彩,使之適用于總則規定;“生活事實類似”則使分編個性鮮明,容易游離于總則之外。從權利性質看,人格權是支配權、絕對權,具備了適用“結構相似”原則的前提。然而,人格權的支配屬性模糊,加之,所涉法律關系多樣、權利類型繁雜、結構相差懸殊 (例如,有的涉及人體捐贈,有的是肖像許可使用) ,基于此又應適用“生活事實類似”原則。人格權立法構造原則上的模糊性導致其無法簡明涵攝至民法總則,也無法直接適用物權編、債權編的相關規定,進一步產生下列法律適用難題,提高了法典結構的異質性:其一,人格權編能否適用民法總則中的意思表示理論、法律行為生效理論?其二,人格權編是否存在代理?其三,人格權編能否適用訴訟時效制度?

  大致而言,立法技術、立法模式分別屬于微觀和宏觀層面的事物。立法技術回答了人格權能否被規范表達的問題;而宏觀上的立法模式則由微觀上的規范條文按照特定結構而成。微觀屬性促成了其宏觀結構,影響了宏觀結構的功能及不足。人格權立法模式難題也源于立法技術的不足,立法技術不足使法律內容缺乏,進而導致無法整合相關內容形成合理的立法模式。立法技術難題又根源于人格權的客體、性質等本質問題。這意味著只要我們拘泥于“就權利說權利”,也就難以擺脫主客體錯位等表達難題,無法消解法定原則的內在緊張,不能徹底實踐總分結合、動靜結合的法典結構。

  二、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功能

  人格權立法應著重拓展人身自由。所謂人身自由包括意志自由和行為自由。單純意志自由并非民法調整對象,只有意志轉化為行為才受法律之規制。由物權行為、債權行為、婚姻行為、遺囑行為而類推,民法上應存在人格權法律行為。所謂人格權法律行為是主體通過意思表示設立、變更、終止人格權法律關系的行為。從終極意義上說,財產法律行為也是人身自由的體現,只不過,財產法律行為是民法總則、財產法的規范中心,已經無須人格權編越庖代徂。人格權法律行為在立法上具備了下列功能:

  (一) 化解人格權立法的技術難題

  人格權法律行為制度彌補了法律忽視人身自由的缺陷。

  1. 通過人格權法律行為積極實踐人身自由

  在現代社會中,隱私權的核心內容起初是“不被干涉的自由”,后來發展成為“個人信息管理權”“自我決定權”。這一制度變遷歷程蘊含著人格權發展的普遍規律:起初限于消極、被動權利,逐漸包含積極、主動的內容[10] (P.845) [11] (P.15) 。這種積極主動內容集中體現為人身自由得到更廣泛接受和重視,尤其是面對多種可能時的決定權。 (1) 決定權是結果,選擇權是手段,具有多樣類型。《草案》所接受的器官捐獻決定權、姓名決定權、肖像授權使用決定權、隱私披露決定權等,均為其適例。法律行為以意思表示為要素,是選擇決定權的重要實踐形式。選擇決定權具有特定法律目的,其中,目的是財產變動者可歸結于財產法律行為。 (2) 目的是引起人格權變動者才屬于人格權法律行為。目的是財產權變動,而以人格行為為手段的,例如冒名行為、借名行為等都不是人格權法律行為。侵害選擇自由權可以表現為欺詐、脅迫,導致法律行為效力之不健全。行使撤銷權、追認權、確認權可以對不健全法律行為進行校正,也就對選擇決定權進行了救濟。

  2. 通過人格權法律行為直接設定人身自由的界域

  人身自由是自為自在的狀態,但應通過立法為其設定界域。為此,我們可以采取間接方式,通過侵權責任給“自由”劃定邊界,但這會削弱人格權法的權利本位增強責任本位色彩,不如通過人格權法律行為直接立法。具體而言:其一,通過設定多樣化的人格權法律行為,彌補人格權分類或內容上的不足。例如,明確規定信用的獲取行為、授權行為、轉讓行為,使之區別于名譽權、個人信息權,從而承認信用權這種重要的人格權;通過規定人格權許可使用合同擴充人格權的使用權能。其二,通過人格權法律行為使人格權法更具開放、包容性。人格權法律行為應該包括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內容合法等生效要件,這種要件設計可以兼容自由和限制,實現個人利益和國家強制的平衡。違反國家管制的人格權法律行為不能生效,這就可以避免頻繁使用“但書”結構,實現法律規范的順暢、確定。通過人格權法律行為可以兼容不同類型的人格權,實現法律規范的差異化。例如,專門規定與法人相關的人格權法律行為,對法人人格權變動設置更加嚴格的要求。對消費者、殘障者等特殊主體賦予人格權法律行為特殊內容,以實現對弱者的特殊保護。其三,通過人格權法律行為拓展處分自由。處分自由可引起權益變動、減損、滅失,決定了主體對客體的支配程度,也是法律行為的最大可能范圍。與財產權不同,人格權與生俱來、一身專屬,原則上不得被讓與、無法被拋棄,可處分程度較低 (第775條) 。然而,隨著人格權財產化現象越來越明顯,行為自由空間越來越廣泛,也越有必要承認人格權處分行為。由于人格權處分行為也要受國家強制力的約束,對處分自由的拓展并不會導致人格處分的濫用,不存在所謂的人格權異化。

  (二) 克服人格權立法的模式難題

  1. 人格權法律行為符合了“行為”線索的要求

  法律離不開傳統,制度創新不意味著對傳統的徹底拋棄。人格權立法者只有從基石概念中確立基本線索,才能形成穩定的體系結構,降低體系構造難度和運行成本。民法以“權利”“行為”“責任”為基石概念。基于民法的私法品格及對意思自治的尊崇,“權利”在民法中占居核心地位,人格權編突出以尊重人權、張揚人格價值為宗旨,更應堅持“權利”線索。同時,又須理順權利和其他兩個線索的關系。先看“權利”和“責任”的關系:傳統大陸法系承認并堅持物權債權二分體制,侵權、違約均作為損害賠償之債的發生原因而被嵌入債權編中,“責任”被“債權”遮蔽,難以形成完滿的體系和足夠的法典內容。在現代社會中,責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主題[12] (P.3) ,形成了以歸責和責任承擔為中心的復雜、獨立的體系。自《民法通則》到《民法總則》,責任法獨立成編已經成為中國民事立法的重要傳統。權利編和責任編在法律體系中擔任不同的任務:確認權利、保護權利;形成了相反的基本立場:優先保護權利人、行為人,二者在制度功能上可以兼融,但法典結構上已經分庭抗禮。從立法任務和立場看,人格權編屬于權利法而不是責任法,應以“權利”而不是“責任”為主線,應聚焦于列舉人格權類型、構建人格權體系,而不是設定太多的責任以制裁侵害人格權的行為。再看“權利”和“行為”的關系:“行為”是“權利”的表現方式及實現手段, (1) 其建立了“權利”的動態形象,使“權利”更加充實豐滿。二者不僅制度功能互補,在法典設計上也直接互容。正是因此,物權法離不開物權變動及其法律行為,債權法則要精心設計債的設立、履行、轉讓諸行為。法律行為的類型或性質取決于其法律效果,也就是權利變動。有什么樣的權利就應該有什么樣的法律行為與之對應:財產權、人身權分別對應財產行為、人身行為[13] (P.223) ;人身行為又可包含人格權法律行為、身份行為。

  2. 人格權法律行為的財產屬性越高越應適用民法總則

  不同的法律行為并非孤立分散,而應該按照“總分結合”模式的要求形成完整的體系。問題是:《民法總則》中的民事法律行為能否適用于人身行為?由于人格權法律行為尚未得到學界的關注,比較法上的相關討論無不以民法總則中的法律行為和親屬編的身份行為的關系為中心而展開。不過,身份行為和人格行為同屬于人身行為,二者在結構和效果上的類似性決定了相關討論對人格行為也應有所啟示。 (2) 對此,存在兩種觀點:否定說以梅迪庫斯、韋斯特曼、四宮和夫、近江幸治、劉得寬為代表,認為盡管法律行為可以包括身份行為,但其不具備普遍效力,原則上不適用于身份行為[12] (P.28) [14] (P.25) [15] (P.168) 。作為法律行為的核心,意思表示除了可以對夫妻財產制施加影響外,其他婚姻方面均不能據此創設。意思表示錯誤制度也不適用身份法[8] (P.31) [16] (P.213) 肯定說以布洛克斯、瓦爾克、平托、姚瑞光、邱聰智為代表,認為合意不僅在財產法而且在人格法、婚姻法等法律中同樣扮演重要角色,原則上結婚也適用法律行為制度。當然,合同自由原則在身份法的不同領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中,人身親屬行為實際上排除適用合同自由,當事人只能訂立或不訂立法律行為,而不能訂立與法律規定不同的合同或內容。遺囑行為受公序良俗等強制性規范較高程度的限制。財產親屬行為 (例如夫妻財產協議) 的合同自由程度相對高些[13] (P.223) [17] (P.39) 。

  我們不贊成否定說,因為其將人身行為完全不適用民法總則,人為造成財產行為和人身行為的對立,降低了法典的體系性。絕對的肯定說也并不合理。一方面,人身行為與財產行為存在諸多實質性差別:立法目的上,前者旨在維持固有人倫秩序,后者則是促進交易效率。在干預程度上,前者必須接受國家強制,后者排斥國家干預。民法總則上的法律行為是以財產行為為模板設計而成,確實不應該讓人身行為無差別地適用財產行為。另一方面,人身行為與財產行為存在外觀上的一致:都需要有意思表示;都存在法律形式上的要求等。為此,我們建議:立法者應該承認人身行為原則上可以適用民法總則,民法總則上的法律行為是一般法,人格權法律行為是其特別法。越有財產屬性的人身行為 (包括人格權法律行為) 越可以適用民法總則。人格權法律行為的成立生效存在適用法律行為一般要求的空間,又有明顯的特殊性。特別是為了維持基本倫理秩序, (3) 人格權法律行為應接受公序良俗、強行法較高程度的限制。例如,私人之間不得有克隆人行為、買賣人體器官行為。

  3. 人格權法律行為有助于理順民法各編的關聯

  主要適用于物權和債權編的“結構相似原則”絕非僅考慮權利結構之相似,行為的相似也應該成為重要考慮因素,否則,不足以形成動靜結合的法典結構。人格權法律行為可以呼應物權行為、債權行為、法律行為,提高了與民法各編結構的類似性,有助于理順民法各編的關系。合同法上的合同限于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不能直接適用于人格法律關系, (1) 但關于合同形式、債的履行等規則可準用于人格權法律行為。人格權法律行為在法典結構中并非像物權行為、債權行為那么突出。為防止混亂,法律應對人格權法律行為適用“類型強制原則”,明確規定人格權法律行為的類型。 (2) 侵權法上的受害人同意可以準用人格權法律行為的規定,這可包括經同意的診療行為、經同意的肖像權使用行為等。更進一步,以人格權法律行為為參照系可以建立非法律行為的人格權行使行為體系,兩者組合起來可形成豐富的行為體系,為人格權變動提供足夠的動態原因和立法空間。

  三、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基本類型及其法定

  人格權法律行為并非純粹的學理推演,其被人格權立法和審判實踐廣泛承認,具有多樣化的類型。按照不同的標準,人格權法律行為可以進行不同的分類。廣義上,人格權法律行為可分為私法行為和公法行為。公法行為之典型是行政行為或行政合同,例如,為應對SARS疫情,政府對過往疫區的民眾進行隔離居住并保障其生活的行為。再如,為履行衛生健康保障義務而由國家推行的強制接種行為。就私法行為而言,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基本類型有:

  (一) 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基本類型

  1. 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財產性人格權法律行為

  按照人格與財產的關聯程度,人格權法律行為可分為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財產性人格權法律行為。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以直接引起物質或精神性人格權益變動為目的,例如起名、器官捐獻、自殺、安樂死。財產性人格權法律行為以同時引起財產權益或人格權益變動為目的,或者其中的人格權益具備明顯的財產屬性,例如肖像授權使用行為。

  按照是否存在對價為標準,財產性人格權法律行為可以分為有償人格行為、無償人格行為,前者例如賣淫、出租子宮、出租其他身體器官的行為。為防止人格之物化、金錢化,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中不應存在有償人格權行為。 (3)

  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財產性人格權法律行為都屬于人格權法律行為。而人格權法律行為和財產行為是法律行為中的基礎性分類,可以對應于民法典人格權法和財產法的分立。由于財產權和人格權的實踐關系趨于模糊,在財產法律行為和純粹人格法律行為這一對極外,其間還存在人格財產法律行為、財產人格法律行為等中間類型,而這些行為的性質并非那么純粹,其相關法律構造或適用也不得不在人格和財產法律行為中調和折中。 (4) 人格權法律行為的財產屬性越高,越可以直接適用或準用財產法律行為的規定,這可以包括行為能力、訴訟時效、意思表示等。

  2. 單方人格權法律行為、雙方人格權法律行為

  按照主體的人數不同,人格權法律行為可以分為單方行為、雙方行為。買賣人體器官的行為 (《草案》第788條) 、出租人體器官做廣告的行為、保守隱私秘密的行為都是雙方行為。通過遺囑捐獻人體器官 (《草案》第787條) 、安排身后遺體處置都是單方行為。

  為體現人格權價值的優越地位,當事人享有對器官捐獻行為、臨床試驗用藥協議、安樂死行為的撤回或撤銷權,這里的撤回或撤銷權是形成權,行使形成權的行為也屬于單方行為。

  與遺囑產生的單方行為不同,行使形成權的行為屬于有相對人的單方行為,須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才能生效。人格權法領域常見“知情同意”行為,該行為可構成醫療侵害的免責事由,但同意權的行使不屬于單方行為,而屬于“準法律行為”,可類推適用關于單方行為的法律規定。

  盡管比較少見但人格權法律行為也可以存在多方行為,例如,家庭或家族成員共同遵循的起名規則可視為多方行為。

  為倡導通過雙方行為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謹慎規劃生活,防止基于單方意志影響社會成員的生活,財產法律行為應該以雙方行為為原則,單方行為為例外。人格權法律行為關乎具備更高位階的人格法益,更須堅持這一原則。

  3. 人格權處置行為、人格權負擔行為

  人們通常認為人格權是固有權利,基于出生而發生、于死亡之時終止;也將人格權界定為專屬權利,不容許拋棄、轉讓、繼承。其實未必,基于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完全可以引起人格權之變動。按照行為的性質不同,人格權法律行為可分為處分行為、負擔行為。為避免與財產處分行為混淆,人格權處分行為可稱為人格權處置行為。

  (1) 人格權處置行為。現實中處置行為的發生頻率并不低,其主要類型有:一是人格權發生行為,包括人工生殖、取名、申請榮譽等。二是人格權滅失行為,包括獻身、自殺、拋棄健康、拋棄榮譽或隱私等。三是人格權變更行為,包括改名、器官捐贈等。在現代社會里,即便是出生、死亡也可以基于人的意志而控制,而不是絕對純粹的客觀事件。人格利益與主體分離得越明顯、支配性越強,越應承認處分行為。因為擔心事違倫理而將處置行為排斥于學術研究領域之外的做法并不可取。承認處置行為不僅不會導致處置行為之濫用,也不會破壞倫理底線,反而有利于通過處置行為的要件化設置最大限度地確立當事人自治空間,同時強化國家管制、維持基本倫理秩序。承認處置行為也將會更好地化解許多現實難題。例如,伴侶一方死亡而冷凍胚胎歸誰所有?如何處置? (1) 已有爭議主要集中在胚胎之屬性應為客體還是主體上,進而再推演其可否被繼承的問題[18] (P.25) 。其實,人工生育計劃是人格權處置行為,伴侶雙方對胚胎享有共同處置權。伴侶一方或雙方的死亡不會當然導致人工生育計劃的終結,胚胎之歸屬及安排應按照處置行為執行。在法國法上,男性死亡前冷凍儲存精液的,可以按照“該男子在生前對其可能身故后的精液處置給出明確的意愿表達”處置[19] (P.35) 。對于冷凍胚胎已經存在后男性死亡的,可以適用意思表示推定制度,按照推知他生前已經同意的生育計劃處置。北京朝陽區法院在“丈夫死亡妻子主張移植胚胎繼續孕育子女”案件中承認妻子有權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要求繼受合同權利義務,繼續履行合同,于本案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其有權單獨要求醫院繼續履行合同”,做法合理,殊值贊成。

  (2) 人格權負擔行為。負擔行為主要表現為人格權使用行為。既可以是經同意無償使用肖像姓名名稱的行為 (《草案》第801條) 、無償獲得信用信息的行為,也可以是經許可有償使用肖像行為、有償獲得信用評級的行為。 (2) 既可以是積極的使用,例如,基于使用個人信息而設定的法律行為,也可以是消極行為,例如保守隱私或個人信息的協議。

  4.獨立的人格權法律行為、附屬的人格權法律行為

  按照行為是否具備獨立性為標準,人格權法律行為可分為獨立的人格權法律行為、附屬的人格權法律行為。前者具備完備的構成要素,能獨立產生完整法律效果,肖像授權使用行為、臨床試驗用藥協議為其適例 (《草案》第789條) 。附屬的人格權法律行為僅僅是獨立法律行為的一部分,不產生完整的法律效果。例如,連鎖經營合單方行為[20] (P.47) 。附屬的人格權法律行為無效、被撤銷的,并不當然導致整個法律行為的無效。

  人格權法律行為還存在其他分類方式。例如,按照效力不同,人格權法律行為可以分為無效行為、可撤銷行為、有效行為。按照形式要求,人格權法律行為可以分為要式行為、非要式行為。由于這兩種分類與人格權法律行為的生效制度緊密關聯,特置后文專門研究。

  (二) 人格權法律行為的法定

  1. 人格權法律行為立法應堅持法定主義人格權法律行為以人格權變動為目的,涉及基本倫理秩序,應該予以法定:立法者須在人格權法中明確規定上述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基本類型及其生效要件。有時候,是否承認某種人格權法律行為 (例如安樂死) 往往包含著復雜的綜合考量,是一個重大立法選擇。在這一選擇進程中立法者應高度關注人格權法律行為分類中所蘊含的“原則”和“例外”對立現象。與純粹人格權行為相比,財產性人格權行為屬于“原則”情形。與雙方行為相比,單方行為屬于例外。與處置行為相比,負擔行為屬于原則。與獨立行為相比,附屬行為屬于例外。為保障法律秩序的安全性,立法者無疑應對例外的行為采取更為嚴格的法定原則。

  2. 人格權法律行為

  與民法總則的民事法律行為多樣化的分類使人格權法律行為起碼在外觀上與財產法律行為相似,具備了適用民法總則法律行為制度的基礎。然而,人格權法律行為法定主義預示著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類型和內容,才能生效。這就意味著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差別性,不同的人格權法律行為不能一概適用民法總則上的法律行為制度,而應該保留一些特殊制度。這一點也可以通過研究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的生效作進一步觀察。總體上,人格權法律行為與財產行為存在親疏遠近,越是具備財產屬性越可以準用財產行為的規定。

  3. 人格權法律行為

  與人格權法上的法律行為規定在人格權法 (編) 或發生在人格權領域的行為未必均為人格權法律行為。反之,有的行為盡管與人格權有關,但實務上習慣于按照財產行為處理,例如醫療手術合同、美容合同。未來民事立法可以依據便利原則仍然將其規定于合同編,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該合同屬于人格權法律行為。

  四、人格權法律行為的生效及相關問題

  一般而言,財產法律行為存在成立與生效之區分,只有行為事實成立,才會進一步產生規范效力。財產法律行為一經成立即可產生形式拘束力[21]。為促進交易效率,法律常常會對當事人設定促使財產法律行為生效的義務。盡管我們也可以將人格權法律行為區分為成立與生效兩個階段,但是由于其主要目的是實現人身自由、保障人格尊嚴,此時促進交易效率的需求應讓位于公共秩序。制度設計的關鍵點就不是區分成立和生效,而是設計人格法律行為生效要件并予以嚴格執行。當事人沒有必要負有對已成立的行為促其生效義務。如果說生效要件總體體現法律控制的寬嚴,那么只要我們研究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的生效問題,再接著放寬要求,就可以回答財產性人格權法律行為的生效要求。以下我們以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為對象,研究其生效要件以及與之相關的附條件行為、代理、效力不健全行為的法理后果等問題。

  (一) 民事行為能力及代理

  為實現“法律交往所要求的簡便性和安全性”,民法設立了統一、客觀的民事行為能力制度而不對每一項財產法律行為之主體進行個別化的“成熟測試”。凡具備相應的行為能力者就可以獨立實施財產法律行為;否則,行為由法定代理人代理。近年來,比較法上改變了上述傳統而承認如下發展趨勢:具有高度人身性質的法律行為原則上不適用統一、客觀的民事行為能力制度,而予以“個別化”對待。所謂高度人身性質的法律行為指基于高度個人化權利而產生的法律行為,按照專屬性、固有性差別,又有相對和絕對之分,人格權、身份權屬于絕對高度個人化權利,姓名權、肖像權、名稱權等標識型人格權,以及具備人身屬性的財產權是相對高度個人化權利。在德國,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暫時取得“完全行為能力”資格獨立實施高度人身性質的行為[22] (P.247) 。在瑞士,具有判斷能力之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被稱為限制無行為能力人,法律行為的人身性質越高越可以由限制無行為能力人單獨實施。之所以存在上述發展趨勢,其原因是:行為能力以保護交易安全、節省判斷成本為目的,其以意思能力為核心,應適用客觀的判斷標準。高度人身性質的法律行為不以保護交易安全為目的,與效益無關,不應適用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同時,該行為立基于人格權、身份權,在價值上具備優越性,行使上具有專屬性。為兼顧價值優越性和行使專屬性,應尊重限制行為能力人的真實意愿、發揮其自主性,允許其單獨實施高度人身性質的法律行為。行使相對高度個人化的權利的行為、行使絕對高度個人化的權利行為,分別對應人格權法上的財產性人格權行為、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對財產性人格權行為適用鼓勵交易原則,優先保護交易相對人,準用財產行為的行為能力也就是民法總則的一般規定;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不適用鼓勵交易原則,不適用民法總則的一般規定,應堅持優先保護行為當事人原則,可以由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實施。

  高度人身性質的行為可否適用代理?德國法持否定態度。瑞士法的區分則更細:如果是行使相對高度個人化的權利,則允許代理。如果是行使絕對高度個人化的權利,則禁止代理[23] (P.11) 。我們贊成瑞士法的做法,行為能力與代理具有相互貫通的法理機制,當事人對絕對高度個人化行為享有行為能力,相應地該行為也就沒有必要代理。我國法對此未予應有重視,實務上也存有一些不當做法。在一起因代簽球星馬拉多納的肖像、姓名使用協議而引發的糾紛中, (1) 法院否定了相對人使用馬拉多納肖像、姓名并獲得利益的訴求,理由是:肖像權、姓名權是人格權,不得被代理行使,未經馬拉多納本人簽字而由他人代簽的以使用本人肖像、姓名為內容的協議無效。我們不贊成這一做法。以標識型人格權為客體的法律行為完全可以由他人代理。退一步講,即便他人無代理權而相對人善意的,也可以構成表見代理。本案的協議由中間人代簽,相對人有足夠理由相信中間人有代理權,進而支付了25萬美元的代言費,開展了相關合作,已經產生合理信賴,可構成表見代理。合作協議應當有效。

  (二) 意思表示真實

  只有意思表示真實的法律行為才可以產生預期效力,而為最大限度實現私法自治、增進交易效率,法律對于意思表示瑕疵的財產行為設立了彈性機制:表示人的撤銷權和相對人的催告權。人身行為不屬于交易行為,重在保護人格尊嚴、維護倫理秩序而非增進交易效率。為防止人身關系的不穩定,加強對相關領域的干預力度,傳統民法并不對人身行為設立彈性機制。正是因此,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身份行為原則上不可撤銷[24] (P.202) [25]。承接這一思路,由于人格權是身份權、財產權的基礎,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倫理性更強,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人格權法律行為也應該直接無效而不應可撤銷。

  《民法總則》區分有相對人和無相對人意思表示確立了不同的解釋規則,前者適用表示主義,優越保護相對人;后者適用意思主義,以優越保護表示人。然而,人格權法律行為并不適用上述解釋規則。依《草案》第801條規定:“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就肖像使用的范圍、方式等約定有爭議的,應當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這就是說,盡管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是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但卻不適用表示主義而應適用意思主義,以優越保護肖像權人。其實,不僅是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所有的人格權法律行為都屬于“非交易性法律行為”,都應適用意思主義解釋規則。在意思表示解釋時表意人之原意應具有絕對性作用,只需考慮表意人的真正的、心理上的意思;而不必顧及表意人之相對人的期望及締約的一般利益。[13] (P.223) [26] (P.22)

  (三) 標的確定、可能、合法

  法律行為以標的確定、可能、合法為生效要件。所謂標的有直接標的和間接標的之分,前者指法律行為的內容,對人格權法律行為是指人格權利義務及其變動;后者是該內容指向的人或物,人格權法律行為的間接標的則是人格本身。直接標的最終依賴間接標的實現。所謂“確定”在靜態上是對人格權法律行為直接標的之要求;在動態上則要求法律行為實現時間接標的也有確定性。人格本為完整一體,但是在表達人格權、設定人格權行為時,應該在法律上進行“分割”,形成不同的間接標的,從而滿足標的“確定”方面的要求[13] (P.324) 。為此,獻血行為須明確所獻容量;新藥試用行為應規定試驗時間和次數;名稱授權行為應該確定名稱的使用時間和范圍;信用評估行為也要有同意銀行收集信息的方式和時間,等等。當然,所謂標的確定是依靠意思表示及其解釋的結果,不意味著凡從形式上看標的不確定的人格法律行為就不生效。人格權法律行為的標的應“可能”,否則可以因自始客觀履行不能而無效。正是因此,對已經公開的隱私無法再約定保守。

  所謂“合法”要求人格權法律行為不得違反強制性規定及公序良俗。強制性規定具有多樣的類型:一是因為人格權編涉及公共秩序民法典人格權編總體屬于強行法。《草案》第817條關于“信息收集者、持有者不得泄露、篡改、毀損其收集、存儲的個人信息”“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個人信息”的規定,均為其典型。二是其他法律法規上的強制性規定。例如,憲法上禁止侵害基本人權的條款、刑法上關于非法拘禁罪的規定。三是隨著人格權在全球范圍內的普遍重視,國際公約或慣例中也有大量的人格權保護規范,這些國際法應該也在規范“基因技術編輯行為”等方面具有強行效力[27]。公序良俗具有維護家庭倫理、性道德,防止過分限制自由等傳統作用,其對于限定人格自由的范圍、避免侵害人格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違反公序良俗是導致人格權法律行為無效的重要原因。例如,起名行為不得違反公序良俗。 (1) 委托調查丈夫隱私 (婚外情) 的協議;代孕協議;公開性交表演的勞動協議;隱私商業化協議;極度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勞動協議;極度限制人身自由的封口或掩口協議;等等,都因為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違反公序良俗未必導致整個法律行為無效。例如,如果甲向乙借貸,同時約定甲的女兒作賣藝娼妓工作,用報酬清償借款,契約兩部分都無效。但是,妓女租賃房屋協議中租賃房屋部分應有效[28] (P.214) [29] (P.456) 。公序良俗內涵具有不確定性,法律適用結果可以因時間變化而存有差異。在德國賣淫協議在2001年《關于調整娼妓法律關系法》生效后不再違反公序良俗,而可以有效[13] (P.327) [28] (P.185) [29] (P.456) 。同樣是新藥試用協議,如果試驗方式及內容符合公序良俗要求的,可以有效;否則,無效。

  (四) 符合形式要求

  人格權法律行為的目的是人格權變動,涉及公序良俗之底線,對主體可以產生長期而深刻的影響。為提醒當事人足夠謹慎;避免事后舉證困難;也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人格權法律行為原則上應該是要式法律行為,這又可以包括多樣的形式:同意臨床試驗的書面行為 (《草案》第789條) 、同意人體捐贈的書面行為 (第787條) 、登記變更姓名行為 (第796條) ,等等。法律行為的形式可以分為絕對形式和作為行為表征的形式,前者不容任何人的限制[22] (P.287) 。人格權法律行為原則上是絕對形式。既然人格權法律行為原則上是要式行為,其意思表示也應該以明示為原則。例外地,如果存在法律的特別規定或經過當事人明確約定的,也可以承認默示形式。這里的法律包括習慣。不過,與《民法總則》 (第140條) 基于交易習慣而認可默示形式不同,人格權法律行為不屬于交易行為無法適用交易習慣,但可以適用生活習慣。

  (五) 人格權法律行為可否附條件

  法律行為能否附條件最終取決于其法律性質 (《民法總則》第158條) 。對法律行為設定條件可以實現當事人彈性規劃交易或生活之目的,但如果某種法律行為要求很高的安定性,或者行為具有重要的基礎價值,就不能附條件。基于此,身份行為不得附條件[30] (P.427) [31] (P.463) 。人格權法律行為是否也不得附條件?未必。行為的財產屬性越高,對確定性、基礎性的要求越低,就越可以附條件。反之,行為的人格屬性越高,對確定性、基礎性的要求越高,越不得附條件。例如,器官捐贈行為不得附條件,但許可他人使用名稱的行為完全可以附條件。為提高交易效率,應該淡化條件和財產行為之間的整體性,如果禁止附條件的財產法律行為附了條件,或者財產法律行為附了不法條件,該行為應該是部分無效而不是完全無效。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與交易無關而關乎基本人倫,應禁止附條件。條件和行為在違法性判斷上具備整體性,如果其附了條件,該行為應是完全無效而非部分無效。

  至于人格權法律行為可否附期限?結論和其可否附條件是一致的。

  (六) 效力不健全純粹人格權法律行為的法律后果

  財產法律行為欠缺生效要件時,效力不健全的財產法律行為存在無效、撤銷、效力待定等多樣化的類型,法律盡可能不宣告行為無效而賦予當事人補救機會。為強調維護人格倫理秩序,人格權編的立法者應限縮當事人自我交涉機會,降低可撤銷、效力待定行為的比例,提升無效行為的比例。此外,效力不健全

  人格權法律行為的效果也就有了下列特性:

  1. 不適用恢復原狀恢復原狀是針對無效財產行為的基礎性救濟,可以使已經變動財產回歸其主,重建經濟上的平衡。如果是以精神性人格權為間接客體的人格權法律行為,當其無效、被撤銷的,可以消除影響、恢復原狀。如果是以物質性人格權為間接客體的人格權法律行為,以買賣人體器官的行為為例 (《草案》第788條) ,盡管人格權法律行為無效,如果器官已經移植,出賣器官者的人格權發生不可逆損失的,已經無法恢復原狀。如果硬要恢復原狀將導致買方人格權嚴重受損。此時,受害人可以主張不當得利返還。

  2. 人格權法律行為的任意撤銷

  財產行為不可任意撤銷,除非對于贈與、委托等無償交易關系,任意撤銷不會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同理,作為無償行為,器官捐獻行為也應可以任意撤銷。《草案》一審稿第787條第二款規定:“自然人同意捐獻的意思表示應當采用書面形式或者有效的遺囑形式,并且可以隨時被撤銷或者撤回。”而二審稿第787條第二款刪除了關于任意撤銷的規定,我認為,這一刪除并不合理,建議回復一審稿的做法。基于人格價值的優越性,如果人格權法律行為嚴重限制了人身自由,當事人可以任意撤銷該行為,例如,試驗人可以任意撤銷新藥試用協議。 (1) 當然,如果因為任意撤銷導致接受捐獻一方、開展新藥試驗一方遭受嚴重損失的,撤銷人應給予適當賠償。

  3. 人格權法律行為的加重責任

  財產行為是當事人之間的財產流轉,不涉及公共秩序,發生損失照價賠償足矣。人格倫理是公共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違法型人格權法律行為既可以傷害當事人的人格權益,又會損及公共秩序。基于此,在人格權法律行為中,應結合侵害人格權的主觀惡性或嚴重后果,建立更為嚴格的責任類型或方式。對此,我們建議恢復已被《民法總則》刪除的民事制裁制度,其中“收繳進行非法活動的財物和非法所得”的適用頻率應更高。

  總之,人格權立法應該認真對待人格權法律行為。在克服現有立法難題之同時,作為人格權立法重要主線,人格權法律行為也可以最終證成了人格權獨立成編的主張。《草案》缺乏對人格權法律行為系統全面的關注,既不足以統攝人格權編各章的行為;也無法呼應民法總則上的法律行為制度。人格權法律行為在法律行為的概念與成立等基礎性規定上可以適用民法總則。而在法律行為的形式、意思表示解釋、生效要件、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實施行為的效力、意思表示瑕疵、無效法律行為的后果等方面不適用民法總則。人格權法律行為整體應傾向于保護行為人而不是相對人。人格權法律行為的人身專屬性、倫理性程度存在差別,越是具備財產屬性的行為,該行為越可以適用民法總則。

  參考文獻
  [1][德]考夫曼:《法哲學》, 劉幸義譯,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 John Murphy, Formularism and Tort Law, The Adelaide Law Review, 1999, (21) , p. 115.
  [3] Edward J. Eberle. Human Dignity, Privacy, and Personality in German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Utah L.Rev., 1997 (4) .
  [4]王鍇:“論憲法上的一般人格權及其對民法的影響”, 載《中國法學》2017年第3期。
  [5]周旺生:“論法律但書”, 載《中國法學》1991年第4期。
  [6] Mark P McKenna. The Right of Publicity and Autonomous Self Definition, U. Pitt. L. Rev. 2005 (67) .
  [7] Neil M. Richards, Daniel J. Solove. Privacy’s Other Path:Recovering the Law of Confidentiality, Geo. L. J.2007 (96) .
  [8][德]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 邵建東譯,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9]黃立:《民法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0]王利明:“人格權的屬性:從消極防御到積極利用”, 載《中外法學》2018年第4期。
  [11][日]五十嵐清:《人格權法》, 鈴木賢、葛敏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2][日]近江幸治:《民法講義Ⅰ民法總則》 (第6版補訂) , 渠濤等譯, 渠濤審校,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3] [葡]平托:《民法總論》, 法務局澳門大學法學院1999年版。
  [14] [日]四宮和夫:《日本民法總則》, 唐暉、錢孟珊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版。
  [15]劉得寬:《民法總則 (增訂四版) 》,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6][德]哈里·韋斯特曼:《德國民法基本概念 (第16版) (增訂版) 》, 張定軍、葛平亮、唐曉琳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17][德]漢斯·布洛克斯、沃爾夫·迪特里希·瓦爾克:《德國民法總論 (第33版)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18]楊立新:“人的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及其繼承問題”, 載《法律適用》2014年第13期。
  [19]葉名怡:“法國法上的人工胚胎”, 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20] 林誠二:《民法總則新解———體系化解說 (下) 》, 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21]金可可:“《民法總則》與法律行為成立之一般形式拘束”, 載《中外法學》2017年第3期。
  [22][德]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 遲穎譯, 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3][瑞]貝蒂娜·許莉蔓-高樸等:《瑞士民法:基本原則與人法 (第二版) 》, 紀海龍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24] 施啟揚:《民法總則》, 三民書局2000年版。
  [25] 郭振恭:“論虛偽之身份行為”, 載《臺大法學論叢》1995年第1期。
  [26][德]卡爾·拉倫茨:《法律行為解釋之方法—兼論意思表示理論》, 范雪飛、吳訓祥譯, 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27]鄭戈:“邁向生命憲制———法律如何回應基因編輯技術應用中的風險”, 載《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
  [28][日]山本敬三:《民法講義:總則》, 解亙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9][德]本德·呂特斯, 斯特麗德·施塔德勒:《德國民法總論 (第18版) 》, 于馨淼、張姝譯, 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30]王澤鑒:《民法總則 (增訂版) 》,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1][德]迪特爾·施瓦布:《民法導論》, 鄭沖譯,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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