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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工具論的闡述與類型探討

時間:2019-09-12 來源: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作者:程志翔 本文字數:10878字

  摘    要: 文章嘗試給“技術工具論”以更清晰表述。首先依照技術與人、價值、使用目的等的關系而整理其三個要點:人控制技術、技術價值中性與技術不應被歸責;而后討論學者們對“價值中性”概念理解的分歧:是否容許意圖外價值后果;再后,通過給含糊的“控制”“人”等概念以更明確涵義,從三個維度對工具論進行分類:理想vs.溫和工具論;個體vs.階級vs.抽象工具論;現實vs.可能工具論。

  關鍵詞: 技術; 技術工具論; 價值中性;

  Abstract: The paper tentatively clarifies instrumentalism of technology by discussing its three main constituents——the human dominion over technologies, the value-neutrality of technologies, and the moral unaccountability of technologies. And in so doing, the paper shows the disagreements among scholars on the meaning of such critical concepts as “value-neutrality”. Moreover, after clarifying vague concepts like “dominion”and “human”, it adumbrates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possible versions of instrumentalism——ideal vs. moderate instrumentalism; individual vs. class vs. abstract instrumentalism; actual vs. potential instrumentalism.

  Keyword: technology; instrumentalism of technology; value-neutrality;

  詢問“何謂關于技術的工具論 (instrumentalism) ”似是瑣屑無聊之舉。畢竟,這一據稱是基于常識而未經反思的素樸立場內容似乎很淺白———“技術是服務于使用者目的的、價值中性的工具手段”———且似乎過于幼稚。因而,雖然據說仍是“關于技術的社會爭論中的盛行觀點”[1]68,而且學界也并非沒有針對其某一版本或至少是局部核心主張的辯護者 (譬如,雅斯貝爾斯 (Jaspers[2]119) 、皮特 (Pitt[3]89) 等) ,但大致如維貝克 (Verbeek) [4]43所言,該立場如今在技術哲學中甚為罕見。思考技術問題的人文社會學者往往只在立論開篇將之作為批駁的標靶而予以簡單提及與寥寥解釋,而不會仔細分析其內涵。

  但何謂“價值中性”?這一“僅只是工具”又究竟否定和排除了哪些關于技術的具體主張?誰是這里的“使用者”?工具論有沒有強弱不同版本的變式?對這些問題,答案卻未見得顯然,也不見得每個提及工具論或自認或被人認為是工具論者的人都持一致看法。甚至它真的是 (在技術哲學之外) “被最廣為接受的”[5]7甚而是主導多數普通人的觀點嗎?但有學者[6]20卻說多數人在該立場與其對立立場之間 (因其所遇之具體技術而) 偶然地搖擺。此兩斷言也多半出于常理推斷而非源自經驗調查;而且,比較不同學者對工具論的各自闡釋,會發現其措辭、側重點甚至對相關概念的理解多有不同。實際上,雖然被許多人采用,但并非所有實質談論它的學者都在用“工具論”這一表述———比如,有些技術倫理學領域的學者側重談論“中性論題” (neutrality thesis) ,甚至將之與“工具論”作為有區別但緊密聯系的表述并置[7,8]———而且使用同一術語的人也未必有同樣指稱 (1) 。簡言之,“技術工具論”還算不上一個被普遍使用的定義良好的概念。或許不同學者所理解的“工具論”并非同一,而更多是“家族相似” (因而意味著不同版本的可能性) 。或許,有必要更仔細剖析“何謂技術工具論”。

  “工具論”這一命名 (而非該主張) 如何而來?確切起源這里難以斷定。有學者蒂勒斯與奧伯蒂克 (Tiles與Oberdiek) [6]11將之追溯到芬伯格 (Feenberg) ,但一個更早表述見于鮑爾格曼 (Borgmann) [10],蘇伯格[11]51991年從他那里借用了該名稱。而鮑爾格曼對工具論的闡釋主要借鑒了施萊弗 (Shriver, Jr) [12],后者列舉了四種看待技術與價值關系的視角,但并未使用“工具論”之語。而鮑爾格曼將其中的兩種———“理性價值決定論” (Rational Value Determinism) 與“政治化的技術” (Politicized Technology) ———都歸入工具論,并與另兩種立場即實體論 (substantive view) 與多元論 (pluralist view) 相對立并置。當然,就“工具論”之名而言,深受現象學影響的鮑爾格曼或許借鑒自海德格爾,因為后者更早將通行于世的關于技術的觀念 (“技術是合目的的手段”和“技術是人的行為”) 稱為“工具的和人類學的技術規定”[13]。

  一、工具論:基本表述

  但就工具論的更細致內容而言,海德格爾這一界說過于簡練。許多其他學者也有詳略不等的表述,比如有的將之界定為“價值中性”以及一種技術樂觀主義[7],而有的則強調目的相對于作為手段的技術的分離性[14]161。筆者認為最抓住綱要的是芬伯格[15],他將之歸結為“價值中性”與“人的控制”兩方面。故下文將沿芬伯格指示的道路,并基于對工具論基本主張 (“技術是工具”) 和基本術語 (如“價值中性”) 之含義的反思,對之進行勾勒。

技術工具論的闡述與類型探討

  仿效芬伯格,這里將其第一個要點歸結為“控制”維度:

  P1:技術與人的關系———人控制技術 (尤其是其使用后果) ,而技術并非自主不受控,更非技術控制人。面對技術,人保持自由和控制權。

  雖然許多學者的表述暗含這一層面 (如雅斯貝爾斯[2]125的表述) ,但鮮有人明確提及該維度 (芬伯格例外) ,更毋論正面給出解釋了。因而,上述粗疏詮釋是筆者考慮到工具論對立面一些論者 (譬如,溫納 (Langdon Winner) [16]29) 的主張而自己給出的,且筆者認為符合對工具論的直覺理解。當然,該簡單詮釋中尚有不少含糊之處,留待下節討論其可能分類時再行區分。而大部分論者會提及的是另一維度:“價值中性”。他們是如何說的呢?這里列舉一些筆者曾見的表述:

  (1) “目的 (ends) 與手段的完全分離”[15];

  (2) “技術自身既不好也不壞”[17];

  (3) 技術是既可用于善也可用于惡的被動的用具 (passive tool) [8]420-440;

  (4) 潛在用途開放性或含糊性:同一技術可被人用于體現相異和對立價值的多種目的[18]41-45,[19];

  (5) “工具手段與其所服務的實質價值偶然 (contingently) 相關”[11]7;

  (6) “相對于技術的應用目的來說中立”[20];

  雖然涵義要旨大致重合或至少是一致的,但這些表述的措辭乃至側重的不盡相同卻彰顯無疑。比如,偏倫理學的論者莫羅 (Morrow) 、伊利斯 (Illies) 等多側重從道德價值 (“善惡”) 講。綜合上述簡略的講法,本文將“價值中性”表述如下:

  P2:技術與價值之關系———技術是價值中性的。這意味著, (1) 僅就自身而言,技術無價值屬性 (既不好也不壞) ; (2) 就其可能的、體現價值的具體使用后果而言,技術是被動的,即它自身對任何后果沒有傾向,因而它與任何價值的關聯都是偶然的; (3) 作為上一點的特例,技術在體現對立價值的不同后果間沒有偏向。

  P2雖未用“目的對作為手段的技術的分離性”之話語———卡朋特 (Carpenter[14]) 干脆用它刻畫工具論,而芬伯格也將之視作對“價值中性”的一種詮釋———但蘊涵這一點。“目的”———無論是僅指人意向之所指的、技術的“使用目的”,還是泛指技術可能參與導致的一切結果———體現“價值”,而“分離”是說,這目的 (價值) 不是技術自身內生的而是外在的,不是它自發傾向去實現的;這正是“被動性”的要求。既有此關系,這里將之列為推論,以豐富審視和表述工具論的角度:

  T1:技術與目的之關系———目的外在和分離于技術。

  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言的“橡子”內在秉有長成橡樹的“原因” (目的因、形式因) ,T1主張使用目的是人外在地加給技術的。另外,當我們說“技術僅是滿足人使用目的的工具”時,似乎預設了目的對技術在邏輯和時間上的“先在性”,即“先有目的需求,而后有作為滿足此需求之手段的技術”。但工具論未必要承諾這一點:先有技術,而后人想到用它去實現某新生目的,只要該“使用”是自由自主的,那么哪怕這一“想到的目的”是由技術所提示的,亦未嘗不可。承認技術向人提供和提示新的應用可能性,這似乎不違反工具論。因而這里未將“先在性”列入。

  P1與P2無非想說,技術是被動的 (不對人自主施加影響,不產生目的,自身不傾向于任何價值后果) 和附從性的 (受控于人,附從于人賦予它的使用目的) 。人甲開槍殺了人乙,對此工具論會說,這終究是甲的自主決定,不是槍促使甚至迫使甲行此舉;殺乙這一涉及倫理和政治的或好或壞的后果,是甲加給槍的,而槍自身對實現或不實現這一后果沒有傾向。進而,作為工具論的典型口號,“人殺人,而非槍殺人”也意味著工具論有如下蘊涵:

  P3:歸責問題———技術不應被歸責。雖然工具論承認技術會參與造成不良后果 (因而可以被“歸因”) ,但認為技術不應被歸責 (not morally accountable) 。

  這可看作是工具論所承諾給技術的被動性與附從性的一個推論。當然,這需要相應的道德歸責原則作為推論的輔助命題 (AP) ,而該原則可略述如下:

  AP1:一個導致惡果之事件的參與者,若缺乏對道德法則和事物因果關聯的基本理解能力 (無道德行為能力) ,或在參與過程中是全然被控制和受迫的 (非自主) ,那么該參與者不應對此惡果負責。

  我們對人和自然物是采取此原則的 (比如,無理智的人不負道德和法律責任) ;而作為對原則普適性的要求,若判定技術是無道德行為能力或是受控的,那么技術同樣不應被歸責。P1、P2 (以及T1) 與P3是從不同角度對工具論的刻畫,本文認為它們構成了其基本要點。當然,工具論還通常意味或關聯著其他主張 (1) ,譬如“技術跨文化的普遍有效性”“技術樂觀主義”等。但這些意味或有些間接,或其關聯并不必然。

  二、進一步闡釋

  P2需進一步闡釋。首先,與諸學者一致,P2對價值也采取了寬泛理解:凡人所欲者,皆涉價值。自然它也包含更常被想到的倫理和政治價值;其次,P2的第三點是為了照顧“中性” (neutrality) 的字面含義,即在不同或對立兩者或多者間不偏不倚。但這種“無偏”是說技術自身對兩對立價值都同樣不傾向,而不是說同等地傾向。一個自發而隨機做好事和壞事 (各50%概率) 的機器,不合于此處的“價值中性”。因而,說“技術與任何價值的關聯都是偶然的”,并不只是說它與任何“具體”價值的關聯屬于偶然,而且是說它與“價值領域”的關聯是偶然的。上述自發隨機機器,符合前者,但不滿足后者。

  第三,技術自身無價值屬性,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這預設了事實與價值的分離,以及自然本身是無價值的[18]44這一觀念。此外,這也意味著工具論所理解的技術是剝離了一切社會文化屬性的。此剝離傾向從下例中可見一斑:設想一種技術系統,它強制汽車駕駛員系安全帶———若不系,車不能開動。不像槍,該系統自動執行著一種規范,因而自身不是價值中性的 (雖然是有效的“工具”) 。面對它,工具論者會說,它已經社會化了,被設計者“寫入”了一種意圖,因而不是我指的技術;真正的技術是構成此系統的傳感、控制等“技術的”要素部件,它們是中性的。因此,雖然在通俗話語中“技術”首先指具體的完整技術物,但對工具論而言并不然。因而有論者 (蒂勒斯與奧伯蒂克[6]34) 判定,工具論者傾向于把技術還原為“自然物”。

  第四,技術無自發的價值后果傾向。技術的使用后果可有兩類:一是人賦予它的使用目的,二是除使用目的之外的 (意外) 后果。技術被視作被動的,所以使用目的是人外加的。這容易理解,但麻煩在于意外后果。

  當技術在人并未要求與未曾預料的情況下引發超出使用意圖的后果,這是否意味著它對這后果有“傾向”,進而違反了價值中性呢?或者說,此時它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再換言之,此時技術與相關價值的關聯是皆為非“偶然”呢,抑或仍可算偶然?

  這問題似乎不易回答。許多 (或許多數) 批評工具論的學者 (如伊利斯與梅耶 (Meijers) [8]420-440,布賴 (Brey) [22],維貝克 (Verbeek) [4]43) 主張技術在此已不算“被動”,進而認為這表明技術不是價值中性的;而一些中性論的辯護者 (如彼德森與施潘 (Peterson&Spahn) [23],皮特 (Pitt) [3]29) 承認意外后果問題,卻認為這并不違反價值中性。甚至有些批評者 (如莫羅[17]) 也認為“價值中性”概念可包容意外后果。總之,對此的不同態度意味著對P2的不同理解;這里表述為對P2的兩種對立詮釋:

  P2a:“價值中性”排斥意外價值后果。 (強理解)

  P2b:“價值中性”可容納意外價值后果,只要技術與這后果的聯系是偶然的。 (溫和理解)

  這意味著不同版本的工具論。而同樣的分類也可由對P1中“控制”概念的不同理解導致,故本文將此留到下節再論。

  三、工具論的可能類型

  除了“價值中性”,P1中還有兩個概念 (“控制”與“人”) 同樣含糊:工具論所承諾的人對技術的“控制”是控制到何種程度?“人”又指誰?下文嘗試表明,對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會導向不同版本的工具論。

  (一) 變式維度一:控制技術的后果

  若認為“人控制技術”意味著完全控制技術使用所會帶來的后果,換言之,認為技術除了實現人賦予它的目的之外不會參與導致其他后果,那么這是一種理想版本的工具論。而這種強理解可以表述為P1的如下增補詮釋命題:

  P1a1:后果封閉性———技術的使用只會實現人賦予它的目的,而不會有其他后果 (尤其是不好的后果) ,或雖有其他后果,但對人而言也是微不足道和可忽略的。

  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說,技術是對人所關心的問題的“特設性”解決。在科學哲學里,一個“特設性假說”是指人們為消除某一理論與經驗觀察之間的矛盾而特意引入的、自身又沒有其他可檢驗后果的輔助假說;類比于此,如果一項技術可以解決人所關心的某一問題且不會因此造成其他后果和帶來其他問題,那么技術對此問題的解決可稱為“特設性”解決。P1a1意味著,工具論承諾了技術是特設性的。

  P1a1似乎是對“技術僅是工具”這一簡略的基本主張的一個合理詮釋。若它不成立,也即技術的使用可能總伴隨一堆重要到無法忽視的、未曾預料的后果,那么技術就應被稱為“意外制造者”,而不是“工具”。就筆者所見,許多工具論的批評者 (如伊利斯與梅耶[8]420,溫納[16]82) 實質上是像P1a1這樣理解工具論的。因而,P1+P1a1+P2+P3可構成對工具論的一種常見理解。

  但若取上述強理解,那么芬伯格[5]7所說工具論“是現代政府和政策科學所依賴的占主導的觀點”的可靠性就很值得商榷,因為似乎很少有人真相信技術只是對問題的特設性解決,其應用不會有重大意外后果。因而,要么芬伯格上述論斷是錯的,要么上述理想版本并非廣為大家接受的工具論;后者意味著尚有一種承認意外后果的更溫和的工具論。它或許意味著對“人控制技術的使用后果”采取下述更弱理解:

  P1a2:工具論承認意外后果的存在,但認為它一旦顯現總是易為人所察知;進而,若不愿接受此后果,人總能夠通過采取一些措施———如停用或改造此技術或改變某些環境條件———來消除它。

  此時,技術不再被認為是理想的、對問題的特設性解決,但這里仍許諾了一種有效的“事后諸葛亮”式的控制,以免放棄“后果封閉性”之后局勢不可收拾———若承認伴隨技術應用的某些意外后果能潛移默化地深入影響人而不被及時察知,或察知后不能有效控制,那么無論如何不能合理地稱之為工具論了。

  但這一承認后果“開放性”的對P1的詮釋,對其他幾個命題意味著什么呢?是否與P2矛盾?如上節所示,學者們有不同意見;但至少按P2b對價值中性的理解,兩者是可融貫的;那么,P3呢?工具論可能辯護說:雖然在導致意外后果的情形中,技術并非受人有意控制而產生此后果,但技術依然不是“有道德行為能力者”,不是道德能動者 (moral agent) ,因而依然不應被歸責;當然,作為使用者的人在此可能也不應被歸責 (因為他并非有意為之,且事情進展超出其有限的預測控制能力) ;但人不被歸責,并不意味著技術要被歸責。

  因此,這一可能的溫和立場似乎可以是自洽的。它承諾了人對技術的有效 (雖非絕對的) 控制,保持了技術自身的“價值中性” (溫和理解) ,主張了技術不應被歸責。它可由P1+P1a2+P2+P3來刻畫。雖不像理想版本那樣在表述上干脆利落,但它可能更合乎常人的素樸立場 (若他們自認持有工具論的話) 。

  (二) 變式維度二:人指誰

  以上對工具論變式的談論,僅是通過對“控制技術的使用后果”這一點做不同理解而產生的。本節討論另一維度———就“人控制技術”而言,這里的“人”所指尚含糊:它指人的抽象共同體,還是指人類中那些掌握統治權的一小部分,抑或該命題意圖刻畫的是作為個體的所有人同技術打交道時與技術所處的關系?對這一點的不同理解意味著不同的工具論。

  若拘泥于“人開槍”這種旗幟性范例所彰顯的情形,那工具論默認的是所有作為使用者的個體與技術的關系。也即,需要對P1另加一項詮釋性增補:

  P1b1:P1中的“人”指的是每個與技術打交道的個體人。

  工具論的許多 (若非所有) 批評者是默認在此意義下理解工具論的。它的確較符合個體與類似于槍的簡單工具 (tool) ———比如,直尺、杯子,甚至是房屋、電視機等可供多人使用的復雜設施———打交道時的情形。但像公交車、地鐵呢?雖說司機與乘客都是使用者,但兩者處于不同地位:司機才是直接的控制者,而作為多數的乘客則主要只是享用;此時直接控制者與使用者就已經分離了。在此例中仍勉強可說,經由默認的社會規范,后者可通過指示前者獲得對車的間接控制;但是,換一例子,一個產品生產流水線上與流水線機器直接打交道的大部分工人則既不在“人開槍”這種意義上使用和控制它,也不在“乘客乘車”的意義上享用它,而毋寧說是在像伺候一個主子一樣為它“服務”。對它有直接控制權的人可能是車間管理人員;再追索,雖間接但更有控制權的是企業決策者,進而最有控制權的可能是擁有和掌控企業的資本家。工具論當然也可適用這種情形,但這時,“人控制技術”中的“人”所指的只是人類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在人類復雜的“統治-被統治”結構和關系中真正掌握統治權的個體們,或者說,統治階層。因此,P1或許可以有別的詮釋性增補:

  P1b2:P1中的“人”指的是統治階層或統治階層中的個體。

  而這正是前文提到的被施萊弗稱為“政治化的技術”并被鮑爾格曼歸為工具論的一種類型的技術觀。這似乎也是馬克思主義 (1) 傾向于呈現出來的技術工具論類型。這時,工具論所主張的就不是所有人類個體同技術的關系,而是一小部分統治者與技術的關系。此時,技術對廣大被統治階層人們的非工具性,就不構成對工具論的駁斥。

  在上述“政治化的技術”類型中尚有作為真正控制者的個體人;而原則上,在另一不同的政治觀基礎上,工具論也可更推進一步說,“人控制技術”中的“人”是指人的抽象共同體,而不是任何個體人。也即,我們需要的是:

  P1b3:P1中的“人”所指的是人的抽象共同體。

  作為一個可能適用的例子,考慮路口凸起的汽車減速橫帶,其使用和控制者為誰?是每日駕車于其上經過而與之照面和打交道的駕駛員?但他們并沒有主動自愿地用它,而是更像在面對偶然落到路上的一塊大石頭時一樣被迫接受它,小心應對它。他們也并未想用它來達到自己的什么目的或獲得什么好處,反而是因它而被迫改變自己的駕駛行為。他們可能從未把它當作自己的用具,反倒一直當作煩人的障礙,更談不上控制了。一個更合理的回答是,使用和控制者是雇人布設和維護這些減速帶并期望借之以規范人的駕駛行為的政府決策者。但這位官員行車經過路口時也一樣會受到其限制和影響;并且他的該決策可能是應當地民眾的呼聲而做的,或者說,他只是作為代理人而執行抽象的“公意”:當地社會的大部分人希望或同意用減速帶這種技術物來規范汽車駕駛員———若他們所有個體都開車,就是所有人———的行為。這時沒有一個個體是該技術物的真正控制者 (該官員也不敢隨便撤掉它) ,而每一個人又受到它的影響和規范。在此情形下,或可說,該版本的工具論允許技術處于像民主理想法治社會中的“法律”一樣的地位:它不被其中任何個體所控制,反倒是限制和影響其中的每個與之打交道的個體;但作為被共同體允許存在和運作的一個制造物,它原則上被共同體 (作為抽象的人) 所控制。

  概言之,通過給“人”以不同含義,這里也得到了三種版本的工具論 (個體、階級和抽象工具論) ;它們分別主張的是所有與技術打交道的個體的人、作為統治者的少數人和作為抽象共同體的人與技術的關系。此三版本依次減弱。

  (三) 變式維度三:控制———“使然”還是“可以”

  上節討論中出現了一種頗為吊詭的模式———“人控制 (或讓) 技術去控制人”。這使得P1 (“人控制技術,而非技術控制人”) 走入了貌似自相矛盾的境地:技術在影響和控制人,但這又是 (擁有最終控制權的) 人使之然。但現實中,這個“讓”未見得是例子所體現的“主動使然”,而也有可能 (或更有可能) 是“被動疏失”,即雖本可控制好技術,但人由于自身過失而致“權力旁落”,不僅未控制好技術,反而讓技術控制了自身。從而,本來能夠表現為工具的、價值中性的技術,在現實中卻并未顯現得價值中立。但不見得人一定不能再改變此狀況而獲得控制權。這就引出了工具論變式的第三個維度。

  當工具論說“人控制技術”和“技術是工具”時,究竟是在說人實際上在控制著技術和技術實際上表現為工具,還是在說人可以控制技術和技術可以表現為工具?換言之,這究竟是一種現實狀況呢,還是一種可實現狀況?后者意味著,人在現實中未實現或放棄了對技術的某些控制,但他可以去實現或恢復這種控制。

  也即,可以對工具論主張的對技術的“控制”采取兩種理解: (1) 實際上已經和總在這樣做著; (2) 雖然實際上因為一些原因 (比如人類內部斗爭等) 并未全然做到或者并不想做到 (比如,覺得放任一些會更好) ,但原則上可以。后一種“可能”工具論看似無聊,但面對技術運行未受控并導致負面后果的同樣情形,是解釋為“人無力控制”,抑或“人未 (盡力) 控制”,其間的意味差別迥然。因此,若我們認為工具論是在主張人與技術之間的某種權力關系的話,那么這一區分是有意義的。

  特別地,當雅斯貝爾斯[2]123-125后期轉向一種工具論———“技術僅是手段,其自身既不好也不壞。事情取決于人拿它做什么,用它服務于什么目標,以及將之置于何種條件之下”———而又同意現實中人的生活已變成機器的組分,人變成了“手段”,但又呼吁“讓技術重新受控”時,他持有的似乎就是這后一種“可能” (而非“現實”) 工具論立場;而通過重新配置生產資料 (包括技術) 控制權從而變革生產關系,馬克思主義對實現人的普遍自由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憧憬,似乎也暗含了這樣一種“可能”工具論;同樣,當哈里斯 (Karsten Harries) 擔憂“技術已不再是一種幫助我們活得更人性的工具,而是可能剝奪人性,成為第二種本性”,而又相信人“與技術和地球達成一種真正恰當的關系實在太過重要”[24]從而對這關系的實現 (或恢復) 有所期待時,他也預設了“可能”工具論。

  四、結語

  以上所論展示了“工具論”這一提法本身的含糊,并張開了一個更細致的理解與定位空間。此處用一張簡表總結本文內容。

  表1 技術工具論的可能版本分類
表1 技術工具論的可能版本分類

  需注意的是,雖經由“控制”與“價值中性”兩個維度我們給出了同樣的分類結果,但這不表明這兩種切入角度等價:理想工具論者可持有對“價值中性”概念的溫和理解 (P2b) 。而且該溫和理解承諾了作為技術自身屬性的“價值中性”與作為技術現實表現的“價值中立”之間的更大區別:即使并非人使之然 (強理解只承認這種情況) ,價值中性的技術也可以不表現為價值中立的,只要現實復雜的因果環境偶然使之然。這意味著,一個人可以是技術價值中性論者,卻不必贊同技術僅是工具,從而不是工具論者———只要他認為現實中頻發的技術意外后果違背了工具論所許諾的“控制” (強理解) ,卻無礙于技術本身的“價值中性” (溫和理解) 。這意味著“價值中性論”對“工具論”的相對獨立。在此理解之下,P2僅只是工具論的必要而不充分要素,價值中性只是提供了技術表現為工具的可能性。

  最后,一個完整的工具論應是這些維度的“相乘”或“相加”組合。譬如,許多工具論批評者所理解的工具論實際上是:“個體+現實+強控制+ (對‘價值中性’) 強理解+不歸責”。上文已指出,有論者并不同意對“價值中性”的強理解,而被認為持有工具論立場的許多普通大眾很可能也不贊成對“控制”的強理解;而雅斯貝爾斯后期持有“可能+ (對‘價值中性’) 溫和理解”的工具論;馬克思主義則呈現出“階級+可能”的工具論特征。當然,這些粗疏刻畫有待深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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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比如, 米切姆 (Mitcham) 與維爾伯斯 (Waelbers) [9]對工具論的用法就比伯格曼等學者的用法窄。
  2 楊慶峰、趙衛國[21]對工具論“意味”的討論涵蓋了上述幾個基本點, 但其文所給其他“意味”則較間接和遠離工具論的核心。
  3 馬克思主義呈現出工具論的一些特征。有些學者也給出了類似理解, 諸如, “馬克思在許多方面對技術持有工具的 (理解) 進路”[1]70, 以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治學是建立在對技術的一種工具主義理解之上的”[6]13。

    程志翔.何謂技術工具論:含義與分類[J].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9,36(04):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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