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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早期依戀的發展階段及其影響因素

時間:2019-11-18 來源:中國兒童保健雜志 作者:丁艷華 本文字數:7554字

  摘    要: 親子依戀是兒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其中母親的敏感性是影響母嬰依戀安全性的關鍵因素和重要預測指標。不同類型的依戀關系反映了兒童不同的內在工作模型,對兒童的個性和社會化發展會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 親子依戀; 安全性; 母親的敏感性; 內在工作模型; 兒童發展;

  Abstract: Child-parent attach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relationship in early childhood and maternal sensitivity can strongly predict the security of the mother-infant attachment.Different attachment types are related to different internal working models,which may consistently and strongly affect a child′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ecurity; maternal sensitivity; internal working model; child development;

  親子依戀是兒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其中母親的敏感性是影響母嬰依戀安全性的關鍵因素和重要預測指標。不同類型的依戀關系反映了兒童不同的內在工作模型,對兒童的發展會產生深遠影響。

  1、 兒童早期依戀情感的定義

  依戀(attachment)從廣義上來說,一般是指某一個體對另一特定個體長久持續的情感聯結。早在20世紀初葉,西格蒙·佛羅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領域就非常重視兒童早期同父母形成的親密關系,強調童年情感經驗對后期人際關系的重要性。1935年,奧地利動物生態學家洛倫茲(Konrad Lorenz) 在研究小鵝的習性時發現,剛孵出的小鵝會把它第一眼看到的回應它的洛倫茲當成自己的“母親”。如果小鵝在20 h內接觸不到任何回應它活動的對象,2 d后,不管是鵝媽媽還是洛倫茲,他們怎么努力地去親近小鵝,小鵝都不再有追隨和親近的行為,也就是,小鵝的認母行為喪失了。洛倫茲把這種動物早期的偏好和追隨反應稱為“認母印刻”。20世紀50年代,John Bowlby(鮑爾比)博士受WHO委托,調查戰后孤兒的生存和健康狀況。之后,他向WHO提交報告,指出了機構養育的危害,尤其是母愛剝奪的危害:“一個人若是很小的時候就與父母(特別是母親)分開,所造成的生理、情感及智能上的傷害將會影響久遠。如果這種分離發生在一個人生命的最初幾年,傷害程度尤其嚴重。可以確信,心理健康最基本的東西是嬰幼兒應當有一個與母親(或一個穩定的代理母親)間溫暖、親密的連續不斷的關系”。同期,威斯康辛州猿類研究中心的Harlow 教授,通過觀察幼猴對絨布猴和金屬猴兩個代理母猴的不同反應,證明:幼猴對母猴的依戀并不是因為有奶吃,而在于有無溫暖、柔軟的接觸。柔軟提供安全感,接觸帶來愉悅,因此,母愛的本質,絕對不是簡單地滿足兒童的饑餓和干渴的需求,它還應該包括對兒童的愛撫、接觸和心理的關懷等。

  1969年,Bowlby[1]綜合自己和他人諸多的研究成果,發表巨著《attachment&loss》,系統地創建了依戀理論,指出“依戀”正是人類的認母印刻,將兒童早期的依戀情感定義為:兒童與其撫養者(通常為母親)之間所存在的特殊和強烈的情感關系。它產生于兒童與撫養者的相互作用過程中,是一種感情上的聯結和紐帶,表現為兒童對撫養者(依戀對象)的一種追隨、依附和親密行為以及由此帶來的歸屬感和安全感。從此,“依戀”不再局限于精神分析領域而進入了兒童發展領域。

  2 、兒童早期依戀的發展階段

  依戀關系是兒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也是個體社會性發展的開端和組成部分。根據Bowlby的依戀理論,兒童早期依戀情感和社會化的發展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2]。
 

兒童早期依戀的發展階段及其影響因素
 

  2.1、 無差別的社會反應階段(從出生到3個月)

  這個時期,嬰兒對人的反應的最大特點是不加區分、沒有差別。從第5周開始,嬰兒開始能區別人和其他非社會性刺激,特別喜歡看著人的臉笑,但他/她會對母親笑,也會對陌生人報之以同等的笑。

  2.2、 有差別的社會反應階段(3~6個月)

  這個時期,嬰兒對人的反應開始有所選擇,出現了區別化對待。他/她對陌生人盡管沒有明顯的排斥,卻明顯對母親更為偏愛,對母親笑得更多。

  2.3、 特殊的情感聯結階段(6個月~到2歲)

  從6~7個月起,嬰兒開始具備認知客體永久性的能力,對母親的存在更為關切,特別愿意和母親在一起,表現為在一起時特別高興,而當母親離開時則哭喊,不讓其離開,會產生很深的分離焦慮,期待母親重現;同時,對陌生人的存在感到焦慮,看到陌生人會害怕、排斥和哭鬧。通常,嬰兒從6~7個月開始,普遍能與穩定和持久照顧他/她的撫養者之間建立起依戀關系,一直到24個月之前是親子依戀關系形成的關鍵期。

  2.4、 目標調整的伙伴關系階段(2歲以后)

  2歲后,兒童能認知并理解母親的情感、需要和愿望,知道她愛自己,不會拋棄自己,也知道交往時應考慮她的需要和興趣,并以此調整自己的情緒和行為反應,故稱之為“目標調整的伙伴關系階段”。

  3、 兒童早期依戀的測量

  迄今為止,陌生情境法(Strange Situation Procedure,SSP)和兒童依戀行為分類卡片法(Waters & Deane′s Attachment Q-set,AQS)仍是最常用的兩個評定兒童早期依戀關系的測量工具。

  3.1、 陌生情境法

  20世紀7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Ainsworth 天才地創建了“陌生情境法(SSP)”以及分類系統[3],通過制造嬰兒與母親分離、重聚以及陌生人介入等共8個情境,來對兒童早期依戀的安全性和個體差異性進行測量,也因此推動了研究者們對Bowlby的基本假設進行實驗研究,并大大推動了Bowlby的依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根據陌生情境法,Ainsworth把嬰兒與照顧者之間的關系區分為三種不同的依戀類型,它們是:B型(Secure,安全型),A型(Avoidant,回避型)和C型(Resistant,反抗型,又稱焦慮型),后兩種類型被歸為不安全依戀類型。后來,Main等[4]又區分出一種新的不安全依戀的類型,即D型(Disorganized,混亂型)。通常,B型嬰兒與母親感情融洽,與母親分離時悲傷,積極尋找母親,而與母親重聚時則能很快緩解悲傷和不安,并能重新積極地玩耍和探索;A型嬰兒與母親關系平淡,與母親分離時不哭泣,對母親回來反應漠然,甚至回避眼神和身體接觸等,對待母親的安撫和對待陌生人的安撫無明顯差別;C型嬰兒與母親分離時反抗、哭泣,悲傷程度高,與母親重聚時急切尋求接觸,但又無法真正被安撫,而是繼續表現出生氣、反抗、哭鬧等行為;D型嬰兒與母親分離重聚時表現混亂、不適宜,出現非常顯著的矛盾行為,如既有尋求親近的行為,又會表現出明顯的回避和反抗等。

  3.2、 兒童依戀行為分類卡片法

  Waters等[5,6]在1985年創建了兒童依戀行為分類卡片法(AQS)。與SPP法相比[7]:SSP是在人工情境下實驗性地觀察兒童行為,而AQS則是根據兒童在日常生活環境中的行為作出評價;SSP需由專業人士操作,AQS則相對簡單方便,家長稍加培訓后也可使用;此外,AQS適用年齡范圍也更廣,為1~5歲,而SSP最佳適用年齡為8~18個月的嬰兒。但AQS的局限性在于其測評結果只能將依戀類型分為安全型和不安全型兩大類型,SSP仍被視為經典。

  4、 影響兒童早期依戀發展的因素

  兒童早期的依戀情感產生于與撫養者長期互動的過程之中,兒童自身的特質與撫養者參與照顧兒童的方式和特點都可能影響到雙方之間依戀關系的建立。

  4.1、 “照料方式假說”和母親的“敏感性”

  Ainsworth[8]的經驗性研究發現,嬰兒的依戀類型與撫養品質相對應,安全型兒童的母親多能保持一致的、穩定的、合作的、敏感的、易接近的等特性,對兒童發出的信號極為敏感,并能及時恰當地回應;而回避型嬰兒的母親傾向于拒絕和不敏感,有時對兒童缺乏耐心、反應遲鈍,常常表現消極;反抗型嬰兒的母親雖然也愿意與兒童進行親密的接觸,但常常錯誤地理解兒童的需求信號,不能形成與兒童和諧相處的節奏,兒童無法真正被安撫;混亂型嬰兒的母親常常虐待兒童,對兒童的看護不連貫和不規律,母親對兒童的情感矛盾,有時表現出強烈的親近,有時又是強烈的冷淡等,因而致使兒童的情感混亂和矛盾。據此,Ainsworth提出了“照料方式假說”,認為母親在照顧兒童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敏感性”,是影響母嬰依戀關系形成的關鍵因素和重要預測指標。Ainsworth[8]將母親的敏感性(sensitivity) 定義為:母親在看護行為中對兒童的生理需求和情感信號等能否準確感知,并及時恰當地作出回應。該假說迄今為止已得到了廣泛的證實。而Meins等[9]進一步提出了“將心比心(mind-mindedness)”的概念,認為母親對嬰兒的“將心比心”是敏感性的一個先決條件,并且能夠預測嬰兒依戀的安全性。

  4.2 、“氣質假說”

  1984年,Kagan[10]提出了“氣質假說”,認為陌生情境法測量的嬰兒依戀其實是嬰兒氣質上的個體差異,嬰兒氣質能解釋其在陌生情境中的依戀行為反應的差異性。具體說來,容易型氣質的嬰兒更易于被歸為安全型依戀,而困難型則易被歸為反抗型依戀,啟動緩慢型易被歸為回避型依戀。Kagan指出:氣質在兒童依戀形成與發展中的意義在于,它是影響兒童行為的動力特征的關鍵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賦予兒童依戀行為以特定的速度和強度,制約著兒童的反應方式與活動水平。Kagan的觀點同樣引發了大量的研究,但研究結果常常不甚一致。

  4.3、 “良好匹配”模式

  Thomas和Chess認為,Kagan氣質論和Ainsworth的撫養論都僅強調了一個方面,對此提出了在母嬰依戀的互動聯結中的“良好匹配(goodness of fit)”模式理論,指出:任何氣質特點的兒童都有形成安全型依戀的可能,關鍵在于父母的養育行為和提供的養育環境是否與兒童本身的氣質特點相匹配。研究表明,安全性最高的母嬰依戀關系,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就是匹配度最高的行為方式。

  4.4 、文化因素

  兒童一出生就處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之中,與其他因素相比,文化對兒童依戀發展的作用更具有間接性。它通過影響社會與家庭結構、父母撫養方式與教育方式等滲透到兒童的具體成長過程當中,從而使兒童的依戀質量及其類型分布呈現出一定的文化特色[11],如不安全依戀類型中,英美國家以A型居多,而東方文化背景下的日韓和中國則以C型居多。

  5、 兒童早期依戀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和相關機制

  根據Bowlby的依戀理論,嬰兒自出生起就具有天生的“依戀行為系統”,這是人類遺傳序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的依戀之情能夠激發父母或撫養者更加精心地對其進行照料,對于兒童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依戀的跨文化研究結果表明:安全依戀類型(B型)的兒童群體分布中的主導地位在各國都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即便在以貧窮著稱的南非國家,研究者亦報告了61.2%的B型[11]。B型極少低于50%的文化普遍性,從生物學的意義上,具有保護人類物種生存和進化的作用。

  Bowlby認為個體早期與主要撫養者的生活體驗會促使其對自我、外界以及自我和外界之間的關聯產生期待和信念,形成一種心理表征及內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12]。該模型由兩種互為補充的成分構成:其一是關于依戀對象的,即看護者是否是可得的(availability)和有回應的(responsiveness);其二是關于自己的,即自我是否是有價值或值得關愛和保護的。內部工作模型一旦形成,將會非常穩定,并在意識覺察之外自動發揮防御或自我保護的作用。這種工作模式決定了兒童對有關照顧者所產生的依戀和期望的性質,也決定了他們自我概念發展的性質,并為兒童以后形成的同伴關系和社會人際關系留下印記,成為他們社會性人格發展的雛形。此外,內部工作模型和心理表征機制使得親子之間的依戀模式在代際之間得以傳遞。拿回避型依戀類型來說,這類嬰兒表面上的冷漠和依戀行為的缺失,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的防御性適應,因為在日常的母嬰互動中,這類母親對嬰兒想要情感聯結的請求不敏感,甚至拒絕,對此嬰兒會對照看者的行為作出心理預期,他們“知道”自己想要得到安撫的請求是不會有回應,也是毫無用處的,因此這些兒童學會了放棄自己的依戀需求,他們抑制自己情緒的表達,回避身體的接觸,最終回避型嬰兒在日后的人際關系中會表現出情感疏離與淡漠,他們還會延續這樣的方式養育自己的下一代[13]。國外學者在對依戀的元分析研究中證實,父母和子女的依戀安全性之間有近75%的對應性[14]。

  Bowlby[15]在晚年發表《安全基地-依戀關系的起源》,系統闡明他的“安全基地學說”,指出:安全依戀的兒童總是能把依戀對象當成安全基地,并由此出發,安心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一旦有需要,也可以隨時返回基地尋求安撫和庇護。因此,安全型依戀的兒童能夠因為對父母的信賴和依戀,建立起對他人和對世界的信任,形成積極樂觀、勇敢自信的良好個性和品質,在各方面獲得長足的發展,從而奠定一生的成功和幸福。諸多縱向研究的結果表明,兒童早期依戀的模式對其遠期社會情感、認知和行為等的發展都具有較高的預測性[16,17,18]。

  6、 兒童依戀領域今后的幾點研究方向

  6.1、 以改善母親“敏感性”為主要策略,促進安全型依戀關系建立的干預性研究和臨床實踐

  其中,對母親“敏感性”的測評和改善母親“敏感性”的手段是關鍵。盡管有研究者嘗試用一些“敏感性”問卷來對母親的“敏感性”特質進行測評,但目前在國內外備受推崇的還是Pederson的母親行為Q分類法[19]。

  6.2、 依戀關系“穩定性”及其神經心理機制的深入探討

  根據Bowlby的依戀理論,兒童早期不同的依戀關系反映了不同的內在工作模型,這種模型一經形成就具有了較強的穩定性傾向,并且具有代際傳遞性。有研究者對此提出質疑,并且紛紛進行了研究。早期,Main認為強有力的元認知能力可以消除不良的依戀體驗;Choplik等[20]認為:“反省性自我”和“覺察性自我”,不僅在臨床上能夠幫助患者轉化不安全依戀,也可以幫助人們自己走向治愈的自我成長之路;父母越能夠采用反思性姿態,他們自己的心理就越具有復原力,也就越能夠撫養出安全型的兒童。William[21]以他們跨越59年的研究,對“依戀取向在整個生命周期中的變化情況”做出了初步的論斷:生活中的依戀方式與人格的其它方面一樣,都相對穩定,不過,并非是固定不變,尤其是人們的人際關系經驗會塑造其依戀方式,而且不同生活階段的不同社會需求也會塑造其依戀方式。這些理論和研究對人們建立超越原生家庭帶來的童年創傷和負面影響的信心,打破惡性循環,糾正不良代際傳遞,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性意義[22]。

  6.3、 對一些如語言發育障礙、孤獨癥譜系障礙特殊兒童群體依戀關系的研究

  近二十年來,研究證實孤獨癥譜系障礙兒童(ASD)兒童也能夠表現出依戀行為,并與撫養者之間形成依戀關系。然而,Akdemir等在其研究中發現,盡管ASD兒童能表現出安全的依戀行為,但與其他兒童相比,他們與母親的關系更疏遠,更缺乏與母親互動的行為表現;ASD兒童自身的功能障礙及其母親的敏感性是影響其形成不安全型依戀的主要因素。為此,國外有實證研究從提高ASD兒童功能領域的發展及提高其母親的敏感性出發對兒童進行干預,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3]。

  6.4 、對“多重依戀”的關注和研究

  近年來西方的一些研究者認為鮑爾比過于強調母嬰依戀的主導性和重要性,進而提出了多重依戀關系的假設,認為兒童可以與不同環境里扮演不同角色的成人建立不同的依戀關系;由于各種依戀關系產生環境不同,它們之間也就不必具有一致性。在我國,隨著父親對兒童早期養育參與的增多,父子依戀關系的影響作用不容忽視;特別是我國存在龐大的特殊兒童群體--留守兒童,這種極端的親代的剝奪分離和由此造就的特殊的祖孫依戀關系對兒童心理發展的影響應成為關注和研究的焦點[24];此外,獨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中的多重依戀現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重依戀關系有何不同也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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