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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法保護弱勢群體的意義和實現途徑

時間:2019-07-08 來源:法制與社會 作者:宋秉儒 本文字數:4271字

  摘    要: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 國際貿易體系逐漸完善, 國際商業糾紛中弱勢群體合法權益受侵害的現象日漸凸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是國際商法正義價值中特別值得探討的一環。本文將對當前國際商法語境下的弱勢群體做簡要介紹, 并例證國際商法對其保護的意義和手段。

  關鍵詞: 國際商法; 國際貿易; 弱勢群體; 權益保護; 公平正義;

  在世界經濟結構整體優化、各國對外開放深化的過程中, 國際商業糾紛逐漸增加。但全球商事主體在糾紛中的表現不盡合理, 沒有妥善地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為了提高國際貿易領域弱勢群體的保護水平, 相關主體必須對國際商法進行分析和應用, 以維護世界市場的公平正義。

  一、弱勢群體概述

  國際商法所定義的弱勢群體, 是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利害關系人, 既包含自然人、法人, 也包括國家 (地區) 、國際組織。主要有:消費者、中小企業、向法律法規待完善地區投資的投資者、生態脆弱區和環境資源密集區、經濟欠發達國家 (地區) 、依循特定公益目的行事的國際組織。這些弱勢群體很難僅依靠談判來維持國際貿易中的合法權益, 如果僅憑市場機制的調整, 往往會遭受不公正的對待, 因此亟需利用國際商法維權。可以說, 任何一筆貿易中都有弱勢的一方, 任何一種貿易模式下都有權利義務負擔不均衡的主體。國際商法定義的弱勢群體也不是絕對的, 而是相對而言的;在具體案件中, 需要對貿易雙方進行全面對比, 才能確定誰屬于相對弱勢的群體。1

  二、國際商法保護弱勢群體的意義

  (一) 有利于完善法律制度

  國際貿易糾紛中, 弱勢群體利益極易受損, 強勢方也總試圖將損失轉嫁到弱勢方。而國際商法是專門針對國際貿易制定的規則, 在一定程度上比各國國內法更有效力;不同國家在制定國內法時, 可以依照國際商法進行完善, 從而起到制衡強勢方、扶持弱勢群體的目的, 維護世界經濟公平正義。例如, 歐盟長期對我國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 向我國出口商征收不合理的高額稅負;我國經過長期對國際商法相關規則的探索, 并積極研究國際判例、完善國內立法, 從一開始的被動挨打, 到現在能夠利用相關機制維護本國利益, 成功擺脫弱勢地位。

  (二) 有利于維護國際秩序

  國際商法代表國際貿易應當遵守的基本原則和維護的共同利益。國際貿易主體如果出現違背國際商法的行為, 其商業信用乃至國家名譽將嚴重受損。而弱勢群體保護則是國際商法公平正義原則的直接體現, 有助于解決國際難民危機、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問題——保護弱勢群體, 就是維護國際秩序。比如, 日本長期借“科研”之名, 在南極海域大肆捕鯨, 置綠色和平組織的倡議于不顧、置全球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于不顧、更置自己的國家形象于不顧。聯合國海牙國際法院2014年裁定, 日本在南極的捕鯨活動“與科研無關”, 實屬追求經濟利益, 應當停止。既然如此, 有沒有法律能夠從“市場經濟”這個問題之源進行規制, 讓日本的捕鯨不再有利可圖呢?這無疑需要國際商法學者們的集體智慧和各國執法者的聯合努力。

  (三) 有利于構建公平正義的市場環境

  國際貿易的強勢群體不斷對弱勢群體進行利益掠奪, 導致弱勢群體很難正常發展, 甚至只能被迫進行貿易。國際商法保障弱勢群體應有的權利, 使得雙方地位更加平等, 全球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市場機制更加公平。例如, 華為起訴美國政府一案近期持續發酵。華為認為, 美國政府《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第889條禁止所有美國政府機構從華為購買設備和服務, 還禁止美國政府機構與華為的客戶簽署合同或向其提供資助和貸款;不但違背美國憲法的正當程序, 同時構成不正當地排除外國企業在本國領域內從事商業交易, 違反國際商法的諸多規則。筆者認為, 這一起訴是作為對前些時候被非法逮捕的孟晚舟的聲援以及對長期以來美國政府不合理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回擊, 也是維護全球公平競爭貿易機制的勇敢舉措, 必將給其他弱勢群體提供維權范例。

國際商法保護弱勢群體的意義和實現途徑

  三、國際商法如何保護弱勢群體

  (一) 立法方面需要與時俱進

  國際商法對弱勢群體權益的保護, 首先體現在立法方面。國際商事實體法主要包含國際貨物買賣法、國際稅收法、國際海商條約等;同時存在以國際仲裁規則為核心、各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為補充的國際商事沖突法。二者共同構成了現行的國際商法立法體系。以國際貨物買賣法為例, 買賣雙方隨時可能由“弱”變“強”, 也隨時可能由“強”變“弱”, 都亟需足夠的法律保障。比如, 買方可能遭到信用證欺詐, 而賣方應收貨款則可能被惡意延遲。幸而, 當前的國際商法 (如《CISG》公約) 能夠比較有效地管控交易風險, 保護相關環節中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再如, 在國際海商條約中, 如何平衡承運人和托運人的利益是對弱勢群體進行有效保護的重難點。從《海牙規則》到《漢堡規則》, 承運人免責條款遭到壓縮, 賠償責任限額提高, 貨方利益有所強化;這比較能夠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融入國際海商貿易的時代潮流, 有助于保護相對弱勢方的利益, 是富于正義價值的法律規則。再如, 國際產品責任法規定, 如果產品出現質量問題, 允許消費者直接向生產企業追責。這一規范照顧到了消費者作為弱勢群體的權益, 為各國的國內立法所肯定。當然, 國際商法在立法方面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在制定最初, 立法人員并沒有客觀地對比各國貿易地位, 也無法遇見若干年后國際市場的質變;很多時候一味從本國利益出發, 忽視國際貿易的本質特征——全球性, 也即“保護他人就是保護自己”;導致部分規范權責配置失衡, 損害弱勢方的利益。此外, 國際商法的制定受發達國家強權經濟、霸權思維的影響, 置廣大發展中國家于天然弱勢地位。如何開展聯合行動, 推動國際商法和國際商事制度改革, 促進貿易公平化、普惠化, 積極維護自身權益, 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面對的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 未來全球經濟的新樣態、新模式會不斷挑戰現有國際商法體系。共享經濟、數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不斷沖擊既存行業, 也給法律規范的再建構提出了挑戰。比如ofo“小黃車”資金鏈斷裂后, 各國投資者和用戶陷入難以索賠的困境;又如Facebook連續爆出多起用戶數據泄露、網絡安全漏洞問題。如何定義新形勢下的弱勢群體, 有效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同樣是國際商事立法正義價值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 司法方面重在機制創新

  國際商法有濃厚的私法特色, 如果要運用它進行規制, 必須以一定的連結點為基礎。這給了商事主體逃避處罰的空間。而運用國際商法起訴要求原告能夠熟練運用商事實體法和沖突法, 給當事人的法務水平提出了不小挑戰。同時, 由于國際貿易標的額較大、流程復雜, 也給弱勢群體帶來了高昂的司法成本。為了降低弱勢群體的維權成本, 便捷其維權途徑, 需要進行大量體制機制創新。比如涉外商事訴訟證據機制創新、國際商事案件管轄機制創新、域外法律查明機制創新等, 2其核心就在于使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獲得最大的實現可能性。國際商事沖突法賦予當事人廣泛的選擇空間, 當事人在選擇法院和法律上都有很大自由。國際商法只有在沖突雙方的法益處于顯然不平等的地位時, 才會適當向弱勢群體傾斜;而如果沖突源是弱勢群體, 經濟損失也由弱勢群體造成, 那么弱勢群體不可能獲得不正當的保護。由此可見, 國際商法并非作為弱勢群體的“保護傘”不適當地侵害強者利益, 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國際貿易的公平正義。比如, 在反壟斷領域, 各國長期存在境內中小企業聯合抵制境外龍頭企業的現象, 形成橫向壟斷協議, 持續損害強勢企業的利益。這時, 顯然不能一味袒護作為侵權者的中小企業, 而應當從維護競爭機制本身出發, 對壟斷者施以懲罰。再如, 在國際再分工壓力的推動下, 許多投資者將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從中國大陸轉移至成本更加低廉的東南亞, 引發一系列涉及知識產權、勞動者權益保護、國際稅收和商業保險領域的糾紛。在這類投資欠發達地區的法律關系中, 究竟誰是更需要保護的弱勢群體?恐怕很難定義。一方面, 當地法律不夠完善, 政治經濟形勢可能不夠穩定, 我國投資者作為弱勢一方極易受損;另一方面, 我國投資者擁有資金、技術上的關鍵優勢, 又容易作為強勢一方侵犯當地民族企業。如何實現正義價值, 促進互利共贏?國際商法將給出更加充分的答案。

  (三) 執法方面還需綜合施策

  如何確保國際商法有效實施, 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很多跨國公司采取各種措施規避國際商法, 就算不法行為被發現, 執行人員也并不能有效執行;或者執行過程長達數年, 導致商業沖突不了了之, 利益受損的弱勢群體救濟無門。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各國 (尤其是發達國家) 應該在國際商法的執行中起到表率作用, 積極參與國際商法的執行。此外, 相關貿易組織也應該建立更加完善的執行和監督系統, 更好地發揮輔助作用。目前, 各國主要通過司法協助解決國際商法“執行難”的問題。例如, 2017年5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二批涉“一帶一路”建設典型案例, 其中“高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決案”, 系中國法院首次承認和執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定, 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依據為國際條約或互惠原則, 而目前中國僅與不到三分之一的“一帶一路”沿線國簽有相互承認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司法協助條約, 新加坡不在此列。因此, “中新兩國之間是否存在互惠關系”成為本案焦點。由于新加坡法院曾經率先承認和執行過中國法院的商事判決, 人民法院首次認定中新兩國之間存在互惠關系, 進而依據互惠原則承認和執行了新加坡法院的商事判決。以執行, 解爭議, 促正義, 發揮國際商法的約束力, 我國又邁出了堅實一步。

  除了“難以執行”, 國際商法還存在“重復執行”的問題。國際重復征稅和國際重疊征稅就是十分突出的例證。出于弱勢地位的納稅人負擔過重, 這顯然不利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們期待, 各國能夠就這一問題達成共識、簽訂更具效力的國際公約。未來, 國際商法應建立相應的強制執行制度, 從而更好地做到對弱勢群體的保護。3

  四、結語

  當今世界, 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今后, 國際貿易主體將持續涌現、國際貿易方式將日益復雜, 貿易主體的強弱對比可能更加失衡。雖然國際商法對弱勢群體的權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該法則仍然存在缺陷, 需要相關主體不斷探索完善。此外, 國際商法的正義價值并非唯一, 只有把“弱勢群體保護”納入其中, 與其他方面協調發揮作用, 才能實現最普惠的公平貿易新秩序。

  注釋

  1 宋陽, 穆凱盈.對國際經濟法與國內經濟法關系的再思考.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4, 16 (2) :189-194.
  2 高希華.國際商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則價值研究.商場現代化.2015 (26) :247-248.
  3 (4) 陳挺斌.對比和行動導向教學理念在中職《國際商法》教學中的運用探索.教育教學論壇.2012 (25) :158-160.
  4 張勇健.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踐與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2018.8.
  5 柴子佳.國際商法中的弱勢群體保護問題研究.法制博覽.2015 (19) .

    宋秉儒.論國際商法的正義價值——弱勢群體保護[J].法制與社會,2019(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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