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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期俳諧文學創作特點及其興盛原因

時間:2019-10-25 來源: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綜合版) 作者:徐善思 本文字數:4384字

  摘    要: “魏晉滑稽,盛相驅扇”,以滑稽,戲謔為表現風格的俳諧文學在魏晉時期呈現空前興盛的發展局面。造成這種局面的內部原因首先是俳諧文學自身“諧”的屬性;其次是對語言音韻美的自覺追求。外部因素則包括造紙術的推廣、文字書寫的簡易化——傳播媒介的變革;灑脫不羈、嘲謔無方社會風尚的引領;上層社會力量的推波助瀾及清談的盛行。

  關鍵詞: 魏晉; 俳諧文學; 文學成就; 原因;

  Abstract: In the Wei and the Jin Dynasties in China,the humorous literature with the style of comedy and banter showed an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The internal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should attribute to the harmony of haiku literature itself,and the second one is to pursuit of linguistic phonological beauty.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promotion of papermaking,the simplification of writing-the change of the media; the free and unrestrained,ridiculous social fashion,the promotion of upper social forces and the prevalence of talks.

  Keyword: theWei and the Jin Dynasties; haiku literature; literary achievements; reasons;

  一、魏晉時期俳諧文學創作及影響。

  劉勰在《文心雕龍·諧隱》篇稱:“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魏晉時期俳諧文學作品數量豐富,文體多樣,風格多變,藝術成就突出,對后世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魏邯鄲淳所作《笑林》,可稱得上中國文學史第一部笑話集。在俳諧文學發展史上可謂有里程碑的意義。從此開啟俳諧文結集的先河。“實《世說》之一體,亦后來俳諧文字之權輿也。”(《中國小說史略》)受當時文集編撰盛行的影響,所謂“建安之后,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隋書·經籍志》)”,于時出現了笑話集的編撰,晉代裴啟的《語林》、郭澄之的《郭子》、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志人小說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笑林》的影響。《世說新語》還專列《排調》篇集中記錄了一些幽默的辭令和詼諧可笑的故事,更可以看作《笑林》的最直接影響。以后,笑話類作品接連不斷出現,侯白的《啟顏錄》,《笑林廣記》等都是直接影響的產物。從此,笑話由口頭傳播進而到文字的傳播,成為一種文學樣式直接影響后世。

  劉勰《文心雕龍·諧隱》篇列舉潘岳《丑婦》,束皙《賣餅》等創作,以為“尤而效之,蓋以百數”,并得出“魏晉滑稽,盛相驅扇”的結論,這些創作,都是“有虧德音”的空戲滑稽之作,未存諷喻。其實,這只是晉時俳諧文創作的其中一類。以諷世與批判為主旨,暗含諷喻才是此時俳諧文的主旋律。三國時應璩《百一詩》是重要的代表。“辭譎義貞”(《文心雕龍·明詩》),即說明其語言富于諧趣,內容切中時弊,所以能做到“世共傳之”(《三國志·魏書·應璩傳》)。《隋書·經籍志》記載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阮籍《獼猴賦》、左思《白發賦》、魯褒《錢神論》、張敏《頭責子羽文》、陸云《牛責季友文》等作品都是以俳諧的筆調批判社會的極有影響力的作品。它們當最能代表兩晉時期俳諧文學獨具的特色。

  這些作品展現了社會現實激發下的寫作熱情,反映了“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狎得志,更相薦舉(干寶《晉紀·總論》)”的社會現狀。亦如晉葛洪所言:“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尤可息諧謔以防禍萌也《葛洪·抱樸子》。”魯褒《錢神論》則是這方面的代表,創作動機源于“傷時之貪鄙”。晉時以《錢神論》為題的還有還有成公綏。這些作品以極為詼諧的語言嘲諷時世,很能引起讀者的共鳴,無怪乎當時“疾時者共傳其文”。
 

魏晉時期俳諧文學創作特點及其興盛原因
 

  東晉顧愷之著有《祭牙文》,以祭文這種極為莊重和嚴肅的文體對牙齒進行祭奠,足可見其好諧謔及矜伐過實之處。南北朝時期盛行的擬公文體俳諧文與《祭牙文》有一脈相承之處。南朝袁淑所做《雞九錫文》《驢公山九錫文》等文也是以極其煞有介事的口吻給雞和驢之類的牲畜加九錫之禮,可以明顯看出《祭牙文》的影響。南北朝時期,此類作品已經相當的模式化。

  《語林》是東晉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記載俳諧言辭很多,上至文人雅士,下至村野鄙夫。這些嘲戲之談實際上與笑話無異。《語林》在當時傳播范圍很廣泛,《世說新語·文學》載:“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世說新語》大量故事取源于《語林》,可以說正是《語林》奠定了《世說新語》的成就。

  二、魏晉時期俳諧文學興盛原因探析

  1. 文學發展的內部力量的驅動是最根本的原因

  首先,俳諧文學固有的“諧”的性質,或者說是其滑稽、戲謔的特色,是其不斷發展的內在推動力。人性對于休閑娛樂的需求從來都是根深蒂固的。《文心雕龍·諧隱》肯定了“滑稽”之文“振危釋憊”的作用,現代休閑美學認為“一切閑情逸致,除了具有松弛意義外,尚有多種功效。”[1]朱光潛指出“諧”具有社會性,“社會的最好團結力是諧笑,所以擅長諧笑的人,在任何社會中都受歡迎。”[2]對于娛樂或游戲的價值,現代休閑美學給予充分的肯定,甚至認為,所有的緊張和嚴肅都是為了那一剎那的游戲和娛樂。從康德,席勒到王國維,這一觀點被不斷地發展和強化。

  其次,“口諧辭辯”之音韻美的進一步發現促進了俳諧文的自覺創作。

  魏晉時期,“口諧辭辯”的語言音韻之美得到進一步發現,人們在辯論或嘲戲中進一步體驗到語言本身的美感和樂趣,展現著自我的才華和智慧,并成為世俗所尚,這也是俳諧文學興盛的內部因素。這一時期,人們對于語言的音韻之美有了明確的認識和自覺的追求,清談時不僅在于追求思辨的樂趣,對“泠然若琴瑟”的音韻之美的體驗幾乎也同樣重要,《世說新語·言語》載“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胡毋彥吐佳音如屑”,這些褒獎都著眼于語言的音韻美方面。“劉尹語何如君尊?”答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則破的勝我”,則說明辯論的水平高下一方面體現在能否善于抓住要害,另一方面,語言是否具有“韶音令辭”的美感也很重要。

  魏晉時社會的動蕩不安,更令人感慨個體生命的脆弱和無奈,“建安風骨”“正始之音”奏響的是悲涼慷慨、寄托遙深的文學主旋律。因而論及俳諧文學興盛的緣由,前人多以為這表面的放達、嬉笑實為對悲傷的另一種的補償,是亂世下痛苦心靈的折射。但閱讀俳諧文文本本身,給人的感受卻是創作者追求思辨的力量,享受語言的樂趣,這應該足以證明俳諧文學發展的內部動因遠比政治、思想等外部因素更為重要。

  2. 這一時期俳諧文學發展的外部條件

  其一,文學傳播媒介的發展。

  東漢末年,造紙術的發明,使書寫愈發便利;楷書及草書的流行,使書寫更為簡易。傳播媒介的變革對于俳諧文獻的大量保存和傳播意義重大。這使得文學的傳播至于街頭巷陌。據《漢書·王充傳》記載,城市中已不乏書肆,所以家貧無書的王充“常游洛陽書肆”,成為一代學者。這一時期,所謂“讕言兼存,瑣語必錄(《文心雕龍·諸子》)”,“充箱照軫”的不僅有諸子之作,嘲謔不經的俳諧文學也在其中。可以說,這一時期各種文獻的保存與傳播獲得的極為有利的條件。至齊梁年間,魏晉時期具有俳諧意味的文獻大量存在,為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所以劉勰做出“魏晉滑稽,盛相驅扇”結論。應該說魏晉時期造紙術已然取的的革命性的發展,文字書寫的愈發簡易化,是推動文學發展最關鍵的力量。

  另外,東漢以來,文學的口頭傳播形式依然是文學傳播的另一重要渠道。《漢書·藝文志》稱“及末世口說流行”,這為文學的平民化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俳諧文學,這一最具有社會性、最受大眾歡迎的文學樣式由此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和發展。

  其二,灑脫不羈、嘲謔無方社會風尚的引領。

  漢末以來,社會秩序的日漸解體,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為自由平等,相互之間嘲戲的風氣更為熾烈,朝野之間也是如此。以《嘲》為題的文章東漢就已出現,但并沒有得到保存下來。三國時期,有大量以《嘲》為題的作品出現并流傳了下來,這與文獻載體的改變,文獻傳播的便利密不可分。晉葛洪在《抱樸子》中稱“嘲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在“瑣語必存”的條件下,俳諧文獻大量存世和流傳成為必然。《文心雕龍·書記》稱“文舉屬章,半簡畢錄”。孔融的作品俳諧色彩極為濃厚,但他的作品卻基本上得到流傳。曹丕、劉楨等建安文人的書信問答,大量的具有嘲謔的性質,如曹丕《借廓落帶嘲劉楨書》、劉楨《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陳琳《為曹洪答魏太子書》、鐘繇《答太子書》、《與廣川長岑文瑜書》、王弼《戲答荀絨書》、張湛《嘲范寧文》、繁欽《嘲應德璉文》等。創作者、文學傳播者身份的特殊,使得這類作品得以大量流傳。史載曹植會見邯鄲淳時“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迄”,而他的《鷂雀賦》是這類作品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劉勰所說“魏晉滑稽,盛相驅扇”,文人間的相互嘲戲贈答正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或許,魏晉時社會的動蕩不安,具有“抱團取暖”性質的俳諧文學更能給朝不保夕的魏晉時人以溫暖和力量,流傳的范圍更加廣泛。曹植之所以會有大量的俳諧作品流傳當是最有力的證明。時事因為可悲,才需要以嘲戲不經的態度來面對,這一方面表現的是對現實的逃避和無奈,一方面也不妨解讀為“四兩化千金”的人生智慧。“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文心雕龍·論說》”,孔融式的嘲戲當最能作為代表。

  其三,上層社會力量的推波助瀾。

  “風動于上,波震于下;上之所好,下必從也。”政治權力中心的人物作為俳諧文學的創作者和傳播者,因其身份的特殊、傳播力量的強大,對魏晉俳諧文學的興盛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魏晉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如曹操、劉備、孫權、晉文帝、晉武帝、晉元帝及顧愷之等都留下不事威儀、善于調笑的故事,魏晉時人崇尚幽默的談吐,灑脫的個性,最高統治者無疑樹立了最鮮明的標榜。

  《三國志·魏書一》記載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另據《三國志·蜀書·許慈傳》記載,吳主劉備為了解決許慈與胡潛互相爭斗的局面,讓喜劇演員扮演二人,把兩人之間互相嫉妒乃至于爭斗的局面,搬上表演舞臺,以嬉戲的形式來感切二人。政治家們在重要的外交場合,往往以“口諧辭辯”為外交優勢,捍衛自我,展示力量。《三國志·費祎傳》則直言“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孫權設宴招待蜀國使者費祎,卻事先命赴宴群臣,“使至,伏食勿起”,費袆于是說“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鳳凰。何不彈射,以還故鄉。”言畢,兩人還分別不甘示弱作了《麥賦》和《餅賦》,今雖不見其文,但可想見其作文用意乃是處于嘲弄與戲謔。晉孝武帝在與虞嘯父親的對談中,認為對方說話很幽默,很精彩,于是“敕書取語,于是為風俗,人相嘲調,輒取好語疏取(《藝文類聚》引《語林》)”。由此想見,《語林》正是誕生于這種“敕書取語”風尚之下。《世說新語·排調》記載了晉元帝不重威儀,喜愛與臣下調侃,他與大臣殷洪喬關于皇子出生的幽默對話,成為一直以來的笑談與美談。作為東晉的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顧愷之的言行舉止可以看做時尚的風向標,尤以喜愛諧謔的幽默個性,受到時俗的追捧。《晉書·文苑傳》載“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愷之矜伐過實,少年以相稱譽以為戲弄。”

  此外,這一時期清談的盛行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具有諧謔、諷喻特點俳諧文學的發展。因清談雙方注重的雖然是智慧的較量,但也是語言的交鋒,辯論雙方欲出語驚人,語言的游戲在所難免,詼諧有趣的應答總是能出奇制勝,受到好評。

  參考文獻

  [1]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2.
  [2]賴琴芳.休閑美學讀本[M].北京:北大出版社,2011.

    徐善思.魏晉俳諧文學創作及成因探析[J].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綜合版),2019,19(10):12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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