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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思肖的“孤臣”心態與理學綱常c

時間:2019-11-23 來源:大理大學學報 作者:何蕾 本文字數:10611字

  摘    要:  南宋遺民詩人詩文作品大多有著強烈的故國情懷,而這種故國情懷正是忠臣情結作用的結果。知名的遺民詩人都有著深厚的理學教育背景,個別詩人本身即是理學家。這些詩人的詩文作品大多有著鮮明的理學氣質,其忠臣情結正是由理學教育培育和理學風氣熏陶而成,其中較為典型者當屬鄭思肖。鄭思肖自編詩文集《心史》呈現了一個以理學綱常觀念構筑價值體系的詩人形象。其在詩文中錐心刺骨的痛苦和幾近癡狂的呼喊正是其恪守綱常、維護綱常的忠臣情結的表現。

  關鍵詞: 遺民; 故國; 理學; 鄭思肖; 綱常; 忠臣;

  Abstract: Poetry and prose written by adherent poet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s very strong hometown feelings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loyalty complex. The famous adherent poets we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Neo-Confucianism, and even some of them were NeoConfucians. Most of their works had a distinct temperament, and their loyalty complex was the result of Neo-Confucianism education.Among them, Zheng Sixiao was the most typical one. His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essays, History of the Heart, presented a poet's image constructed in the value system Neo-Confucianism. The piercing pain and almost crazy cries in his work were just the expression of his loyalty that abided by and tried to maintain the ethical regulations.

  Keyword: adherents; homeland; Neo-Confucianism; Zheng Sixiao; the ethics of Confucianism; loyal minister;

  強烈的故國情懷是南宋遺民詩歌創作的一大特色,無論是隱遁山林者、漂泊江湖者還是壯烈殉國者,其文字或曲或直地都在表達對趙宋王朝的眷戀、對中原文化的不舍以及對異族政權的排抵。而埋藏在這種故國情懷深處的實則是忠臣情結。文天祥《金陵驛》其一“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句中[1]355,以“舊家”和“燕子”來比喻君臣,明確指出對故國的眷戀實則是對君臣關系的留戀。在《哭妻文》一詩中,文天祥甚至發出“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之嘆[1]385。類似表述在遺民詩人的詩文作品中隨處可見。除文天祥外,忠臣情結表現最為強烈的當數鄭思肖,在鄭思肖生前自編的詩文集《心史》中,隨處可見“忠臣”“綱常”等字眼。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那些選擇與新王朝合作的文人作品中則罕有此類表述。如趙孟頫《松雪齋集》中,“綱常”“忠臣”等詞一次也未出現。不僅如此,趙孟頫在名作《岳鄂王墓》一詩中還批評了南宋政權締造者的自私和狹隘。反之,遺民詩人鮮有批評趙宋王室者,如鄭思肖在詩文創作中稱趙宋皇帝皆為“圣人”,認為宋朝是“圣人治天下,綱常安厥居”的時代[2]59,時時強調趙宋王朝的皇帝都是施行仁政的仁君明主,對趙宋皇室歷代帝王無半點嘲諷和批評。鄭思肖如此強烈的忠臣情結并非藝術夸張,而是南宋理學涵養的結果。拋卻是與非、對與錯的價值判斷,深挖其產生的思想根源對于培育愛國主義情懷確有借鑒意義。
 

鄭思肖的“孤臣”心態與理學綱常
 

  一、遺民詩人的理學氣質

  南宋理學在理宗朝得到大力支持,獲得官方地位后加速發展,不僅出現了一大批理學學者,還培育和塑造了一大批忠于趙宋王朝的“忠臣義士”,鄭思肖在《心史·自序》中稱“雖德佑后忠臣義士,亦理宗朝涵養所致者”[2]100。這批宋末的“忠臣義士”,除殉國的文武大臣和下層民眾、士兵外,不乏知名遺民詩人。如鄭思肖所言,這些“忠臣義士”的忠烈行為與南宋理學的傳播有著密切關系。有人指出,程朱理學蘊含著“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精神”1,宋末的不少殉國殉節者是朱熹門生弟子,懷念故國、排斥新王朝的遺民詩人也多是受到理學涵養的文人,濃郁的理學氣質在遺民詩人的創作中表現明顯。一些理學關鍵詞,諸如“正統”“綱常”等在遺民詩人的詩文作品中出現頻率較高。如表1所示。

  表1 理學關鍵詞在遺民詩人詩文作品中的出現頻率
表1 理學關鍵詞在遺民詩人詩文作品中的出現頻率

  在六位最知名的南宋遺民詩人的詩文中,除汪元量一人外,其余詩人的詩文中都出現了理學關鍵詞“綱常”,其中在鄭思肖與文天祥的詩文中出現頻率最高,在鄭思肖的詩文中,“綱常”一詞出現9次,其次是文天祥和林景熙,“綱常”分別出現6次與5次,而在鄭思肖、文天祥、謝枋得的詩文中,“忠臣”一詞出現次數少則18次,多則33次,而另一理學關鍵詞“天理”在鄭思肖與文天祥的詩文中分別出現13次和10次。與表1中理學關鍵詞類似的表述在這些遺民詩人的作品中則數不勝數。

  毫無疑問,南宋理學的發展對文學創作的走向產生了影響,無論是詩、詞還是散文創作領域,均有顯著表現2。但在南宋中期,詩歌和散文中出現“天理”“綱常”“忠臣”等理學關鍵詞的現象尚不多見,有趣的是推崇理學的宋理宗趙昀曾在詩中提到“綱常”一詞,云“鰲極開先已降衷,上天下澤禮居中。三才義理維持力,萬世綱常建立功”[3]17。作為一個將理學推上廟堂的皇帝,宋理宗寫出這種詩句并不奇怪,強調綱常是立國之本,畢竟是加強統治的一種手段,但理學名詞入詩的現象在南宋中期并不多見。南宋末年,理學詞語開始頻繁出現在遺民詩人的作品中。表1中的遺民詩人基本上都有理學教育的背景,如鄭思肖的家庭教育即以理學為主,有的生長于理學風氣濃厚的地區,自幼受理學滋養,如謝枋得與文天祥均生于理學重鎮江西,二人均有著深厚的理學教育背景。在深具理學氣質的詩人眼中,甚至連草木林泉,都能和“綱常”聯系在一起。林景熙《萱草》一詩第二聯云“千年入風雅,一草寄綱常”[4]58。萱草與“綱常”本無聯系,只是古代孕婦采摘佩戴以期生男的瑞草而已,但在林景熙眼中,這種“宜男”的植物居然也能和“綱常”掛上鉤,可見其于理學浸染之深。不僅一草一木蘊含“綱常”,朋友之間也可以“綱常”相砥礪,在《餞盛景則教授》中,林景熙勸慰盛景則“丈夫出處各有道,天地綱常要撐拄。俗吏惟知騁刀筆,腐儒亦或拘訓詁”[4]116。在這些諳熟理學的遺民詩人眼中,“綱常”還是品第人物的最重要標準,在《讀文山集》中,林景熙稱頌文天祥的偉大在于“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發”[4]280。

  文人對于理學觀念的接受程度不同,在南宋中期詩歌創作中即有表現。在“中興四大詩人”陸游、尤袤、楊萬里、范成大四人的詩文中,“綱常”“天理”等理學關鍵詞出現的頻率差異較大,其中以堪稱理學家的楊萬里的作品中出現頻率最高,《誠齋集》中出現“天理”一詞達17次,而在陸游的《劍南詩稿》《渭南文集》中,“天理”一詞共出現8次,在范成大的《石湖詩集》中僅出現2次,尤袤詩文集中一次也未出現;“三綱五常”一詞在楊萬里《誠齋集》中出現1次,其余三人詩文集中一次也未出現。理學關鍵詞在詩文中出現頻率的高低,反映了詩人對理學概念接受程度的差異,這一差異對詩文創作的走向也產生了影響。而對于“理宗朝涵養”的宋末遺民詩人來說,正是深厚的理學教育背景促成了遺民詩人濃厚的忠臣情結。

  二、遺民的“忠臣”情結:對正統與綱常的自覺維護

  “遺民”一詞在宋以前極少出現,宋室南渡后,“遺民”在詩歌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僅在陸游詩中就出現近30次。“遺民”一詞的概念本就與故國、故土等語義相連,作為南宋前期詩歌的常見意象之一,其出現的語境仍舊充滿著黍離之悲,詩人對“正統”“綱常”的強調尚不突出。如楊萬里“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5]與陸游《秋思》其四“遙想遺民垂泣處,大梁城闕又秋砧”[6]1691的感慨尚未越出黍離之悲的范疇,陸游《謁諸葛丞相廟》“遺民亦知王室在,閏位那干天統正”[6]517,《聞鼓角感懷》“中原煙塵一掃除,龍舟泝汴還東都”[6]1441等提及“正統”的詩句在數量上也并不突出。對于陸游、楊萬里等“中興詩人”來說,雖然淮河“中流以北即天涯”的殘酷現實勾起了他們心中的黍離之悲,但是“若問生靈誰是主?如今天子又康王!”[2]36畢竟正統和綱常還在,漢家基業雖說虧損半數,但是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畢竟還處在正統的羽翼之下。然而,對于遺民詩人來說,面對著“城郭人民半已非”的殘破河山,內心涌起的就不僅僅是黍離之悲了,他們需要接受的是已身墮胡塵的現實,需要迎接“披發左衽”的命運。然而他們自幼接受的是“正綱常、明夷夏”的理學教育,如何能夠接受“滅天理,窮人欲”的夷狄取代華夏正統[2]180。

  對于漢以后的儒家知識分子來說,“夷夏”早已是知識體系和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原則,但他們對“夷夏”的認知和闡釋卻并不相同。“至圣先師”孔子是第一個申明夷夏之大防的文化人。孔子極端鄙棄“夷狄”,認為“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7]24。深懼華夏正統為夷狄所污染,感慨“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7]151。但尚未激烈到指斥“夷狄”為禽獸的程度,并且還對“夷狄”抱了同化的幻想。董仲舒作為率先提出“綱常”概念的大儒,其“夷夏”概念也具一定包容性,認為只要“合于禮義”,“夷”“夏”是可互變的,曾評說“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8]。唐朝對“夷狄”的包容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雖然有人認為“夷狄無禮,本非人類”[9],但“中國與夷狄,猶太陽于列星”[10]的說法為更多的人所接受,在如此氛圍之內,被宋人抬入孔廟的韓愈也并未將“夷夏”劃分的過分絕對,在《原道》里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11]。在如何看待“夷”“夏”這個問題上,宋代知識分子和唐代知識分子的態度已經大不相同,對于宋代知識分子來說,“夷”“夏”之間的“大防”已如深溝巨壑3。宋代知識分子不僅是“夷夏”“綱常”等概念的繼承者和弘揚者,還是新的闡釋者。他們在繼承了孔子“夷夏”觀的基礎上,將“夷”“夏”置于“綱常”的范疇,以“綱常”取代“禮”的闡釋體系,對“夷”“夏”作出新的闡釋,并將之拔高到治國準則的地位,以之為衡量政治優劣的標準。朱熹等人公開將“夷狄”等同于禽獸,并據此批評沾染了夷狄之風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都有重大瑕疵——“三綱不正”,聲稱“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于太宗也”[12]。朱熹不僅以“三綱不正”和“有夷狄之風”為理由抨擊了唐朝政治,還順帶把堪稱帝王典范的太宗皇帝拉出來一道批判,把唐朝“三綱不正”的源頭指向太宗。然而和鄭思肖相比,朱熹對唐朝的評價尚算婉約,并未直呼李唐為“夷狄”。鄭思肖則以李唐皇室為“涼武昭王李暠七世孫”為理由將唐朝排除在“正統”漢家王朝之外,在《古今正統大論》中直呼李唐“實夷狄之裔……姑列之于中國,特不可以正統言”[2]134。然而與對隋朝的評價相比,鄭思肖對唐朝的評價還算溫和,以“貞觀開元太平氣象”和近三百年的統治為理由,將其勉強算作中國之一朝,但對于國祚僅三十余年的隋朝,鄭思肖就不那么客氣了,不僅直呼其為僭逆,連“楊”姓都不愿意提,并建議史家黜隋國號、年號,直書“普六茹某僭行某事。”鄭思肖認為“夷狄素無禮法,絕非人類”[2]177。這種毫不留情的偏激態度甚至還不及一千多年前的孔子寬容。鄭思肖區分“夷”“夏”的標準是“綱常”,在《苦懷六首》其五中稱“我命而為人,形異禽獸生。所以異者何?不越綱常行”[2]49。

  從孔子給齊景公治國的建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朱熹、鄭思肖等人以“綱常”“正統”評價歷史、衡量政治得失的一千多年內,“綱常”和“正統”的概念雖未遭遇公開的挑戰,但也并未完全被讀書人所奉行。以漢、唐為例,讀書人在亡國之際并未表示出對于故國的過分眷戀。相對于“三綱不正”的唐人,在遵守和維護“綱常”方面,宋朝知識分子顯然有驕傲的理由。鄭思肖曾經感慨“今天下崩裂,忠臣義士死于國者,極慷慨激烈,何啻百數,曾謂漢唐末年有是夫”[2]122?與漢、唐末年相比,南宋末年讀書人恪守“三綱”行事者確實遠遠多于前朝,然而臣子奉行“三綱”的事例在宋以前也不時出現,甚至連為孔子所鄙棄的“夷狄”也曾一度受到儒學的教化,以遵守“綱常”為行事原則。例如“五胡亂華”時期,苻秦冀州刺史鄧翼即以“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的理由拒絕慕容垂的拉攏[13]。雖然鄧翼后來還是被慕容垂巧妙地收編,但是身處胡人統治下的北方,能夠以“綱常”為理由拒絕敵方拉攏,足以說明即便在亂世,“綱常”之說也有一定市場。從孔子、董仲舒再到朱熹,“夷夏”“綱常”等概念及其闡釋系統已逐漸完善并廣泛進入教育體系,構筑著南宋后期知識分子的價值體系。“忠臣不事二主”的概念深深地沉淀在南宋最后一批知識分子的頭腦中,“三綱”已經成為支撐部分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砥柱。在綱常失墜、身墮胡塵的易代之際,強烈的忠臣情結支撐著遺民詩人抵抗流俗、保持中原正統知識分子的節操。

  “情結”一詞雖是舶來品,卻可以用來闡釋文學創作中的諸多現象,有著廣泛的應用意義。情結理論的提出者榮格認為:“心理學作為對心理過程的研究,也可以被用來研究文學,因為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學和藝術賴以產生的母體。”[14]現代心理學研究者認為,“一旦情結被觸發而產生其作用的時候,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情結總能對人們的心理和行為產生極具感情強度的影響,甚至是‘主導性’的作用,強烈的愛或恨,快樂或傷心,感激或憤怒等情緒,總是會伴隨著情結的觸及而發作,而這個時候,我們往往已經不能再理智地表現本來的自己,而是完全被情結所占據與控制。在這種意義上,情結類似于一種心理本能,觸發后就按照它自身的固有規律來自動行事。于是,受某種情結所困的人,往往也會表現出由情結所支配的心理與行為”[15]。

  南宋遺民詩人在詩文中流露出對綱常和正統的自覺維護正是忠臣情結在文學創作中的自然表現,在這些詩人的價值體系中,忠臣的事業就是遵守“綱常”、維護“綱常”。文天祥曾直言他的抗敵大業即是維護“綱常”,在《過淮河宿闞石有感》中慨嘆“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1]361。史稱“以忠義自任”的謝枋得一生都以維護綱常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在《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二子及良友》中寫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16]137,在《和曹東谷韻》中寫到:“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梁鐵硬對皇天”[16]139。謝枋得門人也紛紛贊同知識分子當以正綱常為己任的行為,在贈別謝枋得的詩中強調“綱常”。如葉愛梅在《贈疊山先生》中寫到:“后土茫茫兩屩行,綱常事重此身輕”[16]182;魏天應在《和疊山老師韻》其二中寫到“綱常正要身扶植,出處端為世重清”[16]183;蔡正孫在《和疊山老師韻》中寫到:“肩上綱常千古重,眼前榮辱一毫輕”[16]183。以擔負和維護“綱常”為己任的并不僅局限于謝枋得等理學家和知識分子,在整個南宋文化圈,“綱常”已成為立國之基,執政之本,所謂“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乃是文化人的共識[16]2。在淳佑四年阻撓理宗起復丁憂離職的宰相史嵩之的人中,除了144名太學生,還包括“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17],這些人在攻擊史嵩之的上書中首先搬出“綱常”這頂大帽子,以“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開篇,站在維護綱常的正義一方,占據道德的制高點,不給對方反駁的空間。在存亡危急之秋,是否維護“綱常”也成為“忠臣”的衡量標準。在文天祥就義后,悼念文天祥的詩文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其對“綱常”的維護,如劉麟瑞《丞相信國公文公天祥》中贊頌文天祥“六籍一時光日月,孤忠千古立綱常”[3]1995。鄭思肖在《文丞相贊并序》中稱文天祥“盡于忠,盡于孝,為天下開君臣父子之天,立萬世人道之極”[2]154。在鄭思肖眼中,文天祥的偉大在于重振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綱之道。

  受到理學教育的遺民詩人群體,渴望維護綱常和正統的愿望更為強烈,與前輩詩人相比,他們在詩文中時時抒寫對于綱常和正統的熱烈維護之意,對于被視為“禽獸不若”的異族,反感和抵觸也更為強烈。在這批詩人中,鄭思肖可謂典型者,其所作詩文幾乎無一篇不對“夷狄”表現出極端蔑視和排斥的情緒,以及對趙宋王室的悲戀,同時不斷強調對“綱常”和漢家正統的維護,情緒之激烈幾近癡狂。在整部《心史》中,“忠臣”情結的表現與理學綱常的表述始終交融在一起。

  三、鄭思肖的“孤臣”心態與理學綱常

  鄭思肖在宋亡后自稱“大宋孤臣”,其詩文創作中彌漫著強烈的“孤臣”心態。這種近乎偏執的孤臣心態,是強調綱常的南宋理學浸染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結果。在鄭思肖的《心史》中,忠臣情結和故國情懷完全融為一體。“大宋孤臣”的稱謂表明鄭思肖的故國情懷實質就是忠臣情結,他對趙宋王朝的悲戀根源于他心底的忠臣情結。《心史》自序開篇即言:“文者,三綱五常之所寄也,舍是匪人也,又奚文之為哉”[2]3?公開表示“綱常”乃是其心靈世界的砥柱。鄭思肖的為人、為文核心原則皆在于“綱常”,其文學主張以強調綱常為主,其孤臣心態之淵源也是綱常思想,這在其文集中得到明白呈現。簡言之,鄭思肖的思想隸屬強調綱常的南宋理學,這種思想決定了鄭思肖的詩文創作走向和風格。而其重綱常、明節義的價值觀念體系除了受到宋代文人地位高、待遇好的社會環境熏染和教育大眾化普及進程的推動,尤其離不開其父鄭起的熏陶和刻意培育。

  鄭氏家族是典型的理學傳家之族,在鄭起之前就已有人在理學界奠定聲譽。鄭思肖在《書先君跋先著作叔翁行述后》中追述:“先高叔翁事孝宗朝,極有聲,忠藎極諫,斥奸邪,不顧一身,唯為天下慮。當時晦庵、南軒、東萊、艾軒諸公極深敬之”[2]140。鄭思肖高叔祖能得朱熹、張栻、呂祖謙、林光朝等四位理學名臣的敬重,恰說明鄭氏傳家之學、立身之道與理學家所倡一致,完全符合理學要求。而鄭思肖父親鄭起則已躋身于理學教育家行列。在整部《心史》所錄詩文中,鄭思肖提及其父達20余處,時刻強調謹遵“綱常”,不能違背父訓的言行準則。《心史》自序全篇敘述其父鄭起對其的理學教育,篇末云“故終身所法,惟學我父而已”[2]4。鄭起本人是諳熟理學的學者,以“講性理學”聞名當時。鄭思肖在《先君菊山翁家傳》中記述了鄭起在學校講授理學的情況,“漕臺請為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絜居吳門,浙西倉臺請為尹和靖書院堂長,淮東閫請為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為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皋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翕從焉”[2]143。鄭起任職官學教授和山長的經歷將鄭思肖帶入了上層文化圈,交游者不乏理學名臣,令其浸染理學更深。在《自序》中,鄭思肖回憶了其父將其引入官僚士大夫圈,與當時名宦、學者交游的經歷,“思肖生于理宗盛治之朝,又侍先君子結廬西湖上,與四方偉人交游,所見所聞廣大高明,皆今人夢寐不到之境”[2]99。在這些“四方偉人”中,就有李宗勉、杜范、真德秀、趙汝談、袁素、蔡抗、魏了翁等理學名臣。與鄭思肖父子交游的理學名臣,無一不把“三綱五常”看作立國之根本。真德秀在《召除禮侍上殿奏札》中開篇即云“臣聞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18]。在理宗皇帝的支持下,書院教育也與理學融合,一時間不僅理學名臣輩出,書院理學教育也發展迅速4。在鄭起的嚴格培育和濃厚理學風氣的熏染下,遵“理”成為鄭思肖價值體系的核心和一生行為的準則。在詩文中,鄭思肖不斷強調“理至大”“勿違理而行”“惟理之不可悖”,無論身處何方、無論做人還是作文,不越“理”之雷池半步,堅持“不越綱常行”,并以“理”論人,痛斥泯節操、“事二主”的人是“易形革面,躑躅獸走,得罪天理,不齒人類”的敗類[2]114,認為大丈夫當“始以一身執綱常之權,悉舉天下后世同歸綱常之域,終而一心盡性命之理,一溥天下后世”[2]145-146,強調“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2]104“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吾之天”[2]109。

  與文天祥、謝枋得等大名鼎鼎的南宋名臣相比,鄭思肖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可以說是江湖布衣。鄭思肖生前以畫菊著稱,在當時一般人士眼中,不過是一個孤僻的畫家。但是從其生前自編的文集《心史》來看,其“忠臣”情結和“孤臣”心態不僅強烈而且典型,《心史》一書可謂字字血淚,處處可感其幾近癲狂的激烈情緒。鄭思肖曾自謂“獨笑或獨哭,從人喚作顛”[2]50。在身邊人已經隨波逐流、“國中無與語者”的情況下,仍然標舉“綱常”“大義”,無論是行動上還是思想上,都堪稱“大宋孤臣”。與文天祥一樣,鄭思肖的“孤臣”稱謂包含了對君父一體觀念的認可和接受,并以此構建了價值體系。面對天地崩裂、“腥污社稷”的現實,鄭思肖深感自身的無力,感慨“夫非歌詩,無以雪其憤,所以皆厄挫悲戀之辭”[2]43。在這些被認為是愛國主義的詩歌和文章中5,鄭思肖一遍又一遍地強調“君父”一體,以維護綱常的形式表達其對趙宋王朝的悲戀和對異族入主中原的憤慨。在《德佑六年歲旦歌》中,鄭思肖悲痛大喊“我寧久處遁悶中,遽忍終死為逆民!大哉父母之遺體,與生俱生仁義身。天煉精金鑄我心,上籀‘忠孝’兩字文。痛憶我君我父母,眼中不識天下人”[2]57-58。在《和文丞相六歌》其三中,更是直接指出“君父”乃其生命的支柱,痛訴“嗚呼三歌兮淚淋漓,君父不在倚賴誰?”[2]64在《后臣子盟檄》中解釋《臣子盟檄》一文的題名時再次解釋了“君父”于其生命的意義:“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云霧晦塞,草木凄苦,四顧空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所以作。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2]107。諸如此類表述,在鄭思肖的詩文中,幾乎隨處可見,這也就表明在鄭思肖的思想體系中,“君”“父”這兩個概念是核心支柱!這種強烈到近乎極端的表達,即便在南宋末年的遺民詩人群體中也不多見。

  在很多作品中,鄭思肖批判了宋人接受“夷狄”統治的可悲現象,在《苦懷六首》其一中痛斥“今人真小兒,語話尚癡倒。不辨親與仇,得食即為好。焉知父母心,茹素傷懷抱!難報三春暉,滿地皆芳草”[2]47。這首詩寫出了由宋入元后的社會現狀,也寫出了鄭思肖的痛苦和無奈。面對著隨遇而安、已經接受蒙古統治的廣大民眾,鄭思肖痛苦不堪,卻無可奈何,只有感慨大義不存。“焉知父母心,茹素傷懷抱”一句是對綱常的再一次強調,也是對現實的感傷。在《苦懷六首》其二中又悲憤地吶喊:“滔滔流波瀾,百川俱頹靡。競羨呂望貴,獨欠伯夷死。小恩尚思報,大義反忘恥。國家三百年,果何負于爾?”在這首詩中,鄭思肖痛斥那些隨波逐流的人“忘恥”的可悲行徑。站在維護“綱常”的立場來看,這種拋棄大義的行為是無君無父的行為,是顛覆綱常的行為。“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于君,有死無二。”[2]108鄭思肖的價值體系核心是“君父”,其最痛恨的就是無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行為,偏偏在宋亡之后,不少人選擇了和新王朝合作,如鄭思肖好友、趙宋宗室趙孟頫便走了這么一條路。對此,鄭思肖既悲憤難抑、又倍感孤獨。在這種“舉世皆濁”的環境中,他只能以恪守“綱常”來讓自己抵抗“物之汶汶”的侵蝕,這使他成為不折不扣的“大宋孤臣”。在《久久書后跋》三中說“厥今三綱五常之道盡廢,人而禽獸爾。孤立無朋,唯心自語。我父剛方純正,行三綱五常之道者也。萬不肖其一二,烏取其為人子?念念思之,心痛如割!今當誓死行其所教,終期于肖;不然,我父教我何事”[2]110?連趙宋的宗室都順從了夷狄,背棄君父、認賊作父,這令鄭思肖既痛心又無可奈何,只能在詩文中斥之為“禽獸”之行。支撐他孤獨地走下去的只有其父鄭起的諄諄教導,而鄭起向鄭思肖灌輸的正是以“君父”為核心的綱常體系。這正是引導、支撐鄭思肖沿著“大宋孤臣”的道路踽踽獨行的唯一支柱。這與文天祥在獄中堅持三年的精神支柱完全一致。文天祥在《正氣歌》中點明自己的價值體系和不肯與蒙古人合作的根本原因——“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1]375。在“滿朝朱紫盡降臣”的大環境下,文天祥和鄭思肖的行為看起來是那么不識時務,但是他們卻以“孤臣”的身份恪守著綱常和華夏正統,捍衛著漢家文化一脈,彰顯著浩然的不屈氣節。

  綜上所述,南宋遺民詩人濃烈的忠臣情結與南宋理學綱常觀念之間有直接關聯,是南宋理學世俗化在文人群體中產生的影響。雖然儒家一直強調夷夏之別和中原文化的正統地位,但南宋覆滅后部分遺民詩人排夷狄、擁正統的忠臣情結之濃烈,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文天祥而外,尤以鄭思肖最為典型。鄭思肖自稱“大宋孤臣”,其堅持華夏正統的執著和濃烈的忠臣情結,在詩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其行為在南宋遺民群體中也算是孤標傲世。這種深入骨髓的忠臣情結得自其父的培育和環境的熏染。鄭思肖在理學圈中成長,初入仕后被授和靖書院山長之職,繼續在理學傳播的中心圈內,這種經歷比一般理學人士更為典型,因此其浸染理學的程度之深是南宋一般文人難以企及的。《心史》體現的孤臣形象和忠臣情結凸顯了理學對鄭思肖的影響,這種影響很自然地被帶入詩歌創作中。鄭思肖在雜文《久久書》中公開表明其作詩文是為“激勵天下”,反復強調“生不能為國家報仇,死決當為大義吐氣”的心愿是其忠臣情結的具體表現,也是其深受理學思想浸染的必然結果。

  參考文獻

  [1]文天祥.文天祥全集[M].北京:中國書店,1985.
  [2] 鄭思肖.鄭思肖集[M].陳福康,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 厲鶚輯.宋詩紀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陳增杰.林景熙詩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58.
  [5]辛更儒.楊萬里集箋校[M].北京:中華書局,2007:1403.
  [6]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8]蘇禹.春秋繁露義證[M].鐘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46.
  [9] 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2255.
  [10]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6187.
  [11] 馬其昶,馬茂元.韓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9.
  [12] 朱熹.論孟精義[M]//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94.
  [13]李延壽.鄧彥海傳[M]//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797.
  [14]榮格.心理學與文學[M].馮川,蘇克,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124.
  [15]申荷永.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M].北京:三聯書店,2004:136.
  [16] 熊飛,漆身起,黃順強.謝疊山全集校注[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
  [17]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12426.
  [18]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63.

  注釋

  1參見楊青《程朱理學與愛國主義》,《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2期第97-99頁。
  2相關研究可參見:許總《論南宋理學極盛與宋詩中興的關聯》,《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6期第99-107頁;張春義《南宋詞與理學新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第95-102頁;常德榮《理學世俗化與南宋中后期詩壇》,《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第40-46頁;劉培《理學的張揚與自信心的凸顯——論南宋中期辭賦創作的新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第11-23頁。
  3關于宋代知識分子強調“夷”“夏”之大防的原因,可參見葛兆光《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關于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12頁。
  4相關研究可參鄧洪波《南宋書院與理學的一體化》,《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第39-44頁;王曉龍、龐檜存《試論南宋理學教育傳播的主導者和受眾》,載《宋史研究論叢》第11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70-486頁;肖永明、彭愛華《南宋前中期理學家的官學教育實踐及其反思——對南宋理學與書院結合原因的一種闡釋》,《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第34-38頁;洪銀香、朱漢民《南宋理學與書院教育宗旨》,《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17-25頁。
  5關于鄭思肖詩歌的“愛國”性質,可參見陳福康《論鄭思肖的創作道路與成就》,《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 期第56-59頁。

    何蕾.南宋理學與鄭思肖的忠臣情結[J].大理大學學報,2019,4(11):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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