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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1935年前后的政治法律觀念對比

時間:2019-11-22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 本文字數:20071字
作者:華友根 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摘    要: 汪精衛的政治法律思想前后絕然相反。1935年之前是反對封建專制,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追隨孫中山先生搞國民革命,信仰三民主義且主張實行民主憲政。1935年以后是賣國投降,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大搞法西斯特務恐怖統治,對青少年灌輸與日本同甘共苦的“新國民運動”思想,堅持殖民地法律思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

  關鍵詞: 汪精衛; 政治法律思想; 民主立憲; 殖民地法律思想;

  Abstract: Wang Jingwei's political and legal thoughts are totally opposite. Before 1935, his thought was opposing feudal autocracy and deman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opposing imperialist aggression, abolishing unequal treaties and striving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following Mr. Sun Yat-sen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believing in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dvoc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After 1935, his thought was betraying the country and surrendering, signing treaties of humiliating the country by forfeiting its sovereignty, carrying out terrorist rule of fascist special agents, indoctrinating young people with the idea of “New National Movement” of Japan, adhering to colonial legal thought, and betraying Mr. Sun 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Five Rights Constitution.

  Keyword: Wang Jingwei; political and legal thoughts;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colonial legal thought;

  汪精衛(1883-1944年)名兆銘,字季新,號精衛。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于廣東三水。早年留學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參加反清革命。1910年赴北京謀刺攝政王,事泄被捕。次年武昌起義后出獄。接著,參加南北和議,主張與袁世凱妥協。1912年去法國。1924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5年3月,代孫中山起草政治遺囑。同年7月,被選為廣州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表現“左傾”。1927年7月,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同年7月,發動武漢“分共”。后被國民黨改組派擁為領袖,與蔣介石爭奪中央權力。1930年12月27日,以汪精衛為首,在山西太原制成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即《太原約法草案》。1932年1月,出任行政院院長、外交部部長。對內主張對工農紅軍進行軍事“圍剿”,對外主張與日本侵略者妥協。1935年,遇刺出國。抗日戰爭爆發后,主張與日本謀和。1938年當選為國民黨副總裁,并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會長。同年12月,逃離抗日陣營。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任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和國民黨主席,成為頭號漢奸。1944年11月,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汪精衛早年追隨孫中山搞反清革命,批判清朝的預備立憲,反對君主立憲,提倡民主立憲。對于約法、憲法有一定的研究,對外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獨立自主。但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之后,力主妥協議和,簽訂賣國條約,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并且,根據賣國投降的需要,大肆歪曲與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一、反對清朝的預備立憲與主張民主共和

  汪精衛在1905年發表《民族的國民》一文,宣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學說,揭露清王朝260年來專制統治的種種罪惡。第二年,在《申論種族革命與民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提出建立美國式的民權國家,并發表了《革命橫議》。他強調指出,為了今后革命計,必須注意以下兩點:第一,樹立國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建民權立憲政治,實行自由、平等、博愛。同時,著文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的君主立憲主張,論述了進行政治革命,實行民主立憲,反對君主立憲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汪精衛1935年前后的政治法律觀念對比
 

  為此,汪對清政府所搞的預備立憲,表示堅決反對。他撰寫了《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賀希望滿洲立憲者之失望》《希望滿洲立憲者之勘查》《論革命之趨勢》等文章,對此予以嚴厲批判、駁斥。他說,清政府預備立憲的目的,是借立憲之名,以行中央集權之實;借開明專制與君主立憲為殘賊漢人之工具而已。在預備立憲中說到要改革官制,他認為,“清廷改革官制不過是將各部改換一二名稱而已。所謂預備立憲者,應視為至無酬又無聊之事”[1]5。

  為了反對預備立憲,他深刻地揭示了預備立憲在內政與外交上給人民帶來的疾苦。

  關于由內政所帶給人民的疾苦,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戕賊人民之生命”,二是“剝奪人民之財產”。

  關于“戕賊人民之生命”。他說,按理立憲當以尊重人命為第一要義,天下沒有提倡民權而不重人命的。但現在生命尚且不保,其他權利從何談起?就以刑律而言,《大清律例》是沿襲二千年專制的遺法,貴滿而賤漢。犯罪雖同,而適用的刑律不同,極不平等。所以,“為人同憤”。近來提出修訂刑律,說將博采歐美日本刑律學理,參考中國習慣,特派法律大臣,廣招外國法律顧問,以制定《大清新刑律》。這本當借鑒西法減輕刑罰,以重人命。然而“就地正法”制度,雖在律例上已失其效用,但因自有此制后,地方官皆可操生殺大權,所以至今沿用如故。為此,無論刑律條文如何美備,裁判制度如何完全,但民命不值錢,與過去沒有什么不同。所以,預備立憲不過是“欲蒙立憲政體之面具以欺天下,日日以修訂刑律問題嘩騰于朝市。為猶入人之室,殺人之父母兄弟,而顧與其人談孝悌也”[2]56。

  關于“剝奪人民之財產”。他說,外國人民對于實行立憲召開國會,往往以不納租稅為要挾的辦法。而中國的立憲派乞求召開國會,卻以獻納財產為引誘方法,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之事。清政府因財政困難,又無生財之道,故一當知道國會可以成為聚斂的機關,就把國會的召開定在九年之后。在這九年之內,可以千方百計搜括民財以飽私囊。同時又規定了地方稅則第四年頒布,國家稅則第五年頒布。人民如反對這種苛捐雜稅,將被指斥為破壞立憲,因此只好敢怒而不敢言。這樣,不等召開國會,人民就一貧如洗,無法生存了。

  關于由外交所帶給人民的疾苦。汪精衛說,清政府在外交上采取喪權辱國的媚外政策,不惜把中國的土地和人民贈予各國。因此,在國內的人民,見割地賣民等事,則“抑抑不聊其生”;在國外的人民,天天受外國人的踐踏,而“朝不保夕”。在過去因為封建專制,雖見清政府棄民割地,不敢與其計較,而把改變這種局面的希望寄托于立憲。但預備立憲以后,這種局面并未改變,如美國禁止華工,清政府則“漠視不為所聞”。人民以不用美貨為報復,清政府則命官吏干預。又如浙路借款問題,因怕人民議論,所以命姜桂題率兵南下,橫加恫嚇。至于最近解決的中日交涉懸案,雖社會各界議論紛紛,而清政府不聞不問。可見,清政府摧毀民氣的手段“如故”,其辱國喪權的面目也“如故”。

  同時,汪也批判了清政府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他列出了《憲法大綱》中君主“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決議”等,認為前條是用中國之財練兵殺中國之人,四萬萬漢人實為彼“鼎俎中物”,后條與專制時代沒有什么不同,今后清廷與某國締結割讓某地的條約,而天下之人,也“無敢有議其不法者”。

  所以,在汪精衛看來,所謂的預備立憲,對于人民來說,不過是“刑罪重而生命危,稅斂繁而生計盡,胡兒貴而漢兒賤,外人橫而華人懦”[2]76。

  因為汪精衛主張民主立憲,所以在1911年底至1912年初南北議和時,他受命草擬優待清室條件五項,使清朝皇帝早日退位。并勸袁世凱實行共和制,他認為“中國非共和不可”。

  共和制的民國,應實行民主政治。他說,打破封建政治,實現民主政治。最低限度私權方面,要求生命財產自由之確實保障;政權方面,要求有法定權力以限制官府,使不能為惡,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精義。并要頒布憲法,而憲法怎樣才能真正地有實效呢?他認為,“惟有民眾依民主制度組織起來,民主勢力有了基礎,而憲法才能發生效力,不至淪為具文”(《汪精衛先生言論集·怎樣實現民主政治》,以下出自此書者只列篇目)。

  實行民主政治,主要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他說,民族主義的目的在造成自由獨立的國家;民權主義的目的要保障全國人民之生命自由;民生主義的目的是人類要生存、要有經濟權。所以,“民權主義,是要來做民生主義之保障的。而民生主義,要來達民族主義之目的的。??所以三民主義,看起來是三個的,其實只是整個的”[3]。

  關于五權憲法。他說,這幾年來(1922年以來)我們國家弄得四分五裂,人民流離失所。其原因是我們人民不去干涉政治,而這個國家的政治都被政客和軍閥把持了。現在,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五權憲法很適合今天中國之民情,其目的是使民眾真正有權柄,將國家大權給人民,國家方能安定。他說很希望以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來建立中華民國。

  關于人民應有各種自由與權利。他認為,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應該盡量給予,使之活潑行使。必如此,“人民方才有能力來練習實施建國大綱所賦予之權利義務”[1]132。而且認為,不關于政治之思想,應該絕對自由。關于政治之思想,就有相對的自由。為什么沒有絕對的自由?因為國家是統一的,如果有絕對的自由,國家便陷于分裂。“為什么有相對的自由呢?因為國家之主權屬于人民,如果人民沒有自由,則主權不能行使”(《論思想統一》)。

  人民的權利有哪些呢?他認為,人民的私權如生命財產自由等等,要得到確實保障。人民的公權,如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等四種直接民權,也得自由行使。

  同時提出,要使人民有自由有權利,必須勵行黨治。汪首先談了扶植民權必須經過勵行黨治的理由。他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先以革命本身觀察,所謂革命,其真實意義,即在喚起被壓迫在下層之多數民眾。故欲此大多數民眾能從事政治斗爭,唯有先將其中最覺悟分子團結起來,使有訓練、有組織,成為有能力的戰斗員。然后能領導一般民眾,積極參加政治斗爭。此種團結,即為黨。黨既為被壓迫在下層之大多數民眾之領導者,而在政治斗爭之陣地中,則其最重要條件,一為力量集中,一為領導統一。力量不集中,則分散無力;領導權不統一,則大多數民眾,將旁徨岐路,無所適從。如是則革命斷無成功。此從革命本身觀察,“不能不勵行黨治也”。再從革命對象觀察,革命對象為反革命,反革命的構成分子,在今日中國以內,即所謂封建余孽。人數雖少,而所處地位,則為上層,壟斷政治經濟上之權力,由來已久。為維持其地位與權力,不能不向革命者作殊死戰斗。故革命時代,革命者必當確立革命政權。一方面抑制反革命者;一方面掖引不革命者,使之參加革命。否則“反革命者必乘間抵隙,與不革命者形成一條聯合戰線,向革命者進攻。革命者基礎未固,孤立無援,未有不失以去。??故從革命對象觀察,不能不勵行黨治之理由也”(《關于黨治之談話》)。

  汪又在《黨治之意義》一文中說,在黨治時代,全國被壓迫在下層的多數人民,既可得到黨的領導以從事政治斗爭,又可因政治斗爭勝利之結果,公私權利皆逐漸增進,逐漸得到保障。由此養成民主勢力,確立民主社會,國民革命才可以叫作成功。“我們所主張勵行黨治、培養民權,其意義即于此”[1]128。不過他又認為,孫總理遺教所說的以黨治國是以“黨義治國”。

  因此,他所主張的黨治,必須堅持以下四項原則:

  第一,對民意機關、民眾團體,如商人團體、工人團體、農民團體,要尊重他們的獨立,使之自動接受黨的領導,絕對不能強迫;

  第二,黨部與政府機關之關系,亦須劃清界限。黨部可以監督政府機關,但不能代替政府機關發號施令;

  第三,司法機關完全獨立。因為,“司法機關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自由的,司法機關不能完全獨立,則人民生命財產自由沒有保障。其他一切培植民權,更無從談起”(《黨治之意義》)。

  第四,對于人民集會出版言論自由,應有明白規定。其原則是,不能違反黨的主義及根本政策,對黨的主義及黨的根本政策、施行方法,黨外之人容許參加意見、參加行動。對于黨的主義與根本政策實行,一般人民可以批評監督。

  而且汪指出,應根據孫中山《建國大綱》制定一種基本法,可稱約法或憲法。可用它來確定政府機關組織及人民公私權利的保障,不過這基本法必須由國民會議公決。關于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按照《建國大綱》應采均權制度。他在1921年曾提倡聯邦制度,因當時國內亂機四伏,“非由聯邦,無以圖存。聯邦首領,仍推孫中山先生,請由各處承認”[1]35。后來又在1923年的《集權與分治》中說,分治并不是聯省自治,而是各縣自治,這樣百姓的權力才能大,而武力不能打消。

  又,中央政府應實行責任內閣,仿行法國、德國式總統制。他說,國民政府主席,如德、法總統,由行政院負政治責任,而且軍人不準入閣。

  在這里,他要實行的民主共和制,應該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人民有民主、自由各種公私權利,但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并且,主張實行黨治來保障民權,在黨治下的司法機關完全獨立,但這種以黨治國是“以黨義治國”。要召開國民會議公決約法或憲法,中央地方實行均權制度,地方自治主張縣治,中央政府實行責任內閣制,但軍人不準入閣參政。

  二、議論《約法》與批評南京國民政府的“訓政”

  汪精衛關于約法是有相當的研究的。他對于孫中山先生要在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中的“訓政”時期,政府須與人民訂約法,以訓練人民,培養民權;對于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及袁世凱為總統時訂的《中華民國約法》,均有一定的認識與看法。1930年,在汪精衛領導與主持下起草了《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并由他撰《約法草案宣言》;后來又與胡適等討論《人權與約法》等,更有他的觀點與見解。

  首先,是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看法。他說,由參議院制訂《臨時約法》,由臨時政府頒布,照頒布的時期來說,固然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不合。照《約法》本身來講,在法理條文上,也都有可以討論的地方。然從大體來說,總是一部根據于民權主義的法典。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第二條“中華民國的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第二章人民,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六條規定人民得享有各項自由權,共計七項:一身體、二家宅、三財產及營業、四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五書信秘密、六居住遷徙、七信教。以上都是關于私權。其關于公權,則自第七條至第十二條,共六條:一請愿于議會;二陳訴于行政官署;三訴訟于法院,受其審判;四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陳訴于平政院;五應任官考試;六選舉及被選舉。以上人民在私權公權方面所獲得的自由,都是17、18世紀以來歐洲人民斷頭流血以爭得來的。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以來,一般同志參加革命所斷頭流血以爭得來的。“如今著為《約法》,以公之全國人民,總可說是民權主義已得到了深廣的基礎”(《二十年來民權運動之回顧》)。

  在這里,汪精衛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作了基本上的肯定。雖說頒布時期不夠恰當,但是符合孫中山先生的民權思想。

  其次,將民國元年3月10日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與民國三年5月1日袁世凱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進行比較。他指出,其中關于人民的私權,包括“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所賦予的,“俱是完全的自由”。而《中華民國約法》,則全部加上“人民于法律范圍內”字樣。其中關于人民的公權,如請愿權、陳訴權、訴訟權、任官考試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所賦予的“俱是完全的自由”;而《中華民國約法》又全部加上“人民依法律所定”字樣。

  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精神是唯恐政府損害人民的自由。所以規定“人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的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依法律有納稅之義務”“人民依法律有服兵役義務”。而《中華民國約法》的精神,是唯恐人民自由,故處處以法律來限制之。如果法律是由代表人民的機關如國會所制定的,還有可說。但那時候的法律,是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來制定的。而參政院的性質,只是大總統咨詢、審議重要政務的機構。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根本不能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相比,它只不過是為了對人民的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加以剝奪”而已。

  汪精衛在肯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批判《中華民國約法》之后,于1930年又與張知本、羅文干、周鯁生等私擬《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同時,汪精衛擬撰了《約法草案宣言》。他說,根據總理之言實行憲政經過三個時期,第二階段為訓政時期,應實行約法之治。凡軍政府對于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于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于約法”。根據《孫文學說》第六章,訓政時期需要頒布約法,故約法與訓政實相為表里,“無約法不足以言訓政”。根據《建國大綱》注重滿足人民需要,訓導人民知識能力,使之能自決自治,故關于人民自由權利,詳為保障與規定。根據《建國大綱》以縣為自治單位,中央與省權限采均權制度。又根據《建國方略》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訂民生、教育兩章。“以期養成民德、民智、民力,而馴致于民生主義實行之域”[4]399。也就是說,《約法草案》真正體現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

  這個在汪精衛主持、要求下制定的《約法草案》,分八章共一百二十一條。此《草案》除了起草倉促,實用上有些缺陷外,是有許多優點的。如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及革命建設的三個時期,列入《草案》,這是南京國民政府以來的憲法性文件的第一次。又第三十條規定,人民有犯罪嫌疑,除有確實被害之告訴人外,如被官署逮捕拘留,經法院決定免訴或宣告無罪時,其拘留時間應由國家照其本人身份酌給相當之賠償,其詳以法律定之。這種國家賠償,采用各國最新法律,合符人權法理。再一切關于人民自由權利義務之規定,比較當時任何國家現行憲法為周密,若能實施,的確是人民生活安全的保障。特別是教育、生計兩章,極為精彩,比之德、俄憲法還細密,而教育一章尤見匠心。六年基本教育之國費支給、中小學教員等之優待保障、無力求學者之補助成全、教育經費之獨立與確定、學術思想之自由與尊重,“無一不為全國智識階級之衷心希望,條分縷析頗使人有過屠門而大嚼之感”[4]234-235。此充分說明,這個《約法草案》不僅體現了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而且采用了世界上先進國家的立法例,有些方面在中國是沒有先例的。

  與此同時,汪精衛認為胡適1929年在《新月雜志》上發表的《人權與約法》有錯誤,因而在1930年4月發表了《論約法》一文,指出胡適關于孫中山先生約法特點的看法與《建國大綱》沒有約法內容的判斷,是兩個誤會。

  第一個誤會,是胡適關于孫中山先生約法特點的誤會。汪精衛指出,孫先生對于約法的主張,二十年如一日,而所謂約法有以下特點:

  1)約法與憲法一樣,都是政府與人民相互間的規定。如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人民之權利義務,人民對于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犖犖大者都有規定。因此約法的實質,與憲法沒有兩樣。至于適之所引蔣政府的什么保障人權令,并沒有限制政府對于人民之權力,而只對于人民加以約束,那只好算做胡鬧,而不是約法。

  2)約法尤其是軍政府與人民相互間的規定,如人民違背約法,則軍政府可以強制。若軍政府違背約法,則所得之地,可以聯合起來,不負當履行之義務,并不認軍政府所有之權利。所以,約法幾乎是軍政府與人民間雙方當事者的一種契約。一方是軍政府,一方是人民,雙方處于對等的地位,一方不履行契約,另一方得起而反抗之。絕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辦法。

  3)革命軍才得一縣,便要有約法。這可見孫中山先生的意思是,憲法要“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至憲政時期”,才可頒布的;而約法則革命軍占得一縣,便要頒布。所以創出兩種字樣來,以免混亂。

  4)約法不必是成文法。既然革命軍占得一縣便有約法,可知道約法是不能于一時間內便齊整完備的。所以,約法不妨是不成文法。成文法與不成文法,形式雖異,效力則同。但我們并沒有說,約法不可為成文法。

  5)約法比憲法更軟性些。當此社會人事變遷靡定之際,約法自然軟性些,容易修改應用。

  明白了以上五點,便可知道孫先生所謂“約法”,與辛亥之冬、民元之春,十七省代表所制定的《臨時約法》,完全是同名而異物。“適之不明白此一層,所以看見公布《建國大綱》的宣言里,指摘‘臨時約法’的字句,便以為取消‘約法’的論據,這是第一個誤會”(《論約法》)。

  第二個誤會,是胡適看見《建國大綱》的條文里沒有“約法”二字,便以之為取消約法的論據。殊不知,《建國大綱》之規定,沒有一條不是約法的重要內容,《建國大綱》幾乎可以說是“約法大綱”。試舉例如下:

  1)約法的最大作用,莫過于規定政府與人民間之關系。

  2)約法的其次作用,便是規定政府之組織,而《建國大綱》第十七至二十四條,便是規定政府之構成方法。

  3)照人民切身利益來說,私權不得,遑論公權;而照民權獲得之方法來說,必須談了公權,然后私權得到保障。試看《建國大綱》規定了人民享有公權之次第:其一,依第八條規定,凡籌備自治之縣,其人民具備了第八條所列之條件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其二,依第九條規定,一完全自治之縣,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復決法律之權。其三,依第十四條規定,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后,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國民代表大會,參與中央政事。其四,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國民大會對于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罷免權;對于中央法律有創制權、復決權。這樣看來,還怕人民的私權無所保障,公權不能自由行使嗎?

  4)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各國憲法,多偏于法律方面,而略于經濟方面;偏于政府機關方面,而略于社會方面。歐戰以后,如德國新憲法已矯此弊。《建國大綱》第十條至第十三條之規定,于國家財政私人經濟,兼籌并顧,已植立民生主義之基礎。

  所以,汪精衛認為:“《建國大綱》的內容,無一不是約法的內容,不過此舉的是原則,不是詳細的辦法便了。離開了《建國大綱》,更找不出約法的重要內容了。”(《論約法》)在這里,汪全面而深入地論述了孫中山關于約法的特點,是政府與人民間所訂的,相互間承擔權利義務的契約,必須是彼此對等的,是雙方的,而不是單方面的。所以并非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中華民國約法》那樣的約法。同時,論證了《建國大綱》中雖無“約法”字樣,但確是一個“約法大綱”,規定了政府與人民間的權利義務,充分保障了人民的權利與自由。這是全面宣傳與發揚了孫中山先生關于《約法》與民權、民生主義的思想。

  汪精衛不僅批評蔣政府保障人權令,只有政府對人民加以限制,而沒有人民對政府限制的權利,這是政府與人民不相互對等,所以不能算是約法的內容。而且,對于南京國民政府于1928年開始的訓政時期,認為當時沒有頒布約法,這是“訓政其名,個人獨裁其實,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而國家分崩離析之禍,遂再見于今”[4]398。

  同時指出,南京當局的這種訓政,是違背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的。他說,南京當局關于訓政的什么綱領、什么議決案等,其根本精神,無一不與《建國大綱》絕對相反。《建國大綱》第八條規定:“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明明是說自治應該以人民為主體,而政府不過其協助者。既然自治以人民為主體,則民眾組織應該竭力扶助,使之臻于健全。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應該盡量給予,使之活潑行使。必如此,人民方才有能力來練習實施《建國大綱》第八條至十三條所賦課之權利義務。而南京當局一面高唱訓政,一面隨意剝奪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凡一切民眾組織及民眾運動,皆視為共產準共產的產物,摧殘夭閼之,不遺余力。在這種奴隸待遇、俘虜待遇之下的民眾,還說什么地方自治?如此,民眾的革命力量,不能發展起來,甚至于消滅,還叫什么訓政?所以南京當局的地方自治,是集惡化腐化之大成,先制造出一批特種官僚,強名之曰黨員,盤踞于所謂黨部、黨政府,依據他們的議決案,什么縣自治制之一切原則及訓政之根本政策與大計,由他們黨部決定;什么實施縣自治制及執行一切訓政之根本政策與方案,由他們的黨部及其所屬主管機關執行。于是,地方上專制時代割據時代的土豪劣紳,只要能夤緣賄賂,便可鉆進他們的伙里去。“小之把持市鎮鄉村,大之把持一縣,更大之把持一省,沆瀣一氣,形成反革命之大集團”(《欲行地方自治自組織民眾始》)。

  在這里,汪批評南京國民政府訓政時期,所實行的訓政綱領及各種議決案,沒有依照孫中山先生所規定的訓政時期應實行約法、培植民眾組織、發展民眾運動、訓練民權,以人民為主體,而是與《建國大綱》規定背道而馳。因此,蔣介石取消約法乃為孫中山先生之叛徒。所謂“如今日的蔣政府,因為要造成個人獨裁政治,不恤藉訓政之名,以取消約法,其為孫先生之叛徒,有目共見”(《論約法》)。

  三、從反對不平等條約到簽訂賣國條約

  汪精衛早在清末就批判清政府的對外媾和、割地、賠款,如反對割棄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等領土。他認為,解決中日交涉懸案是喪權辱國。1919年,汪致電廣州軍政府,要求揭示北京當局與日本簽訂關于山東與膠州灣的條約及換文。同年,他稱贊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不簽字,認為“此舉實足為中國外交開一新紀元”。1920年,日本欲強占我國應收回的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汪認為日本沒有此權利,我們沒有必要與日本直接交涉。而且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革命的必要手段。不久,又在北京法政大學演講《取消不平等條約之原因與理論》。他指出,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者所利用以束縛甚至于制死國人最惡毒之物,也是使吾國淪于萬劫不復之物。“愿持此堅忍不拔,披星戴月之薪膽精神,以滅此治吾死命之惡魔”[1]65。

  同年,他專門撰文,談到對租界、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的看法。他說,所謂租界,無異是外國的領土,中國境內有若干租界,便是中國境內有若干外國領土。帝國主義者不但可于租界內行使他的軍事警察權以及民刑裁判權,還可以利用租界為侵略中國的策源地。

  什么叫領事裁判權?他說,這便是外國人在中國境內,不受中國法律的裁判,而受他本國領事的裁判。就一方面說,中國的主權不能行使于中國境內;就他方面說,外國的主權卻能行使于中國境內。帝國主義者侵略別人的國家,所用的第一武器便是領事裁判權。所以,“外國人所到之處,便是領事裁判權所到之處,也便是中國主權受損害之處”[5]19。

  什么叫協定關稅?他說,凡是一個國家,如果有了對外貿易,便必然要有關稅制度,而關稅制度必然要由國家做主。因為國家有了關稅主權,至少可以做到兩件事:一件是規定稅率,以增加國庫收入;一件是對于某種入口貨,課以高額的稅率,以保護自己的國內工業。自從鴉片戰爭后,依《南京條約》,關稅自主權一變為協定關稅。自此以后,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

  租界、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的出現,在汪精衛看來,是失地、失權、失財,是國家與民族的恥辱。所以,必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的條約。他指出:收回一切已失的領土;收回一切租界;收回一切租界地;收回在中國領土內屬于外國所有的鐵路并鐵路附屬地;廢除北京公使館區域制度,撤銷其軍事設備及駐屯軍隊暨警察權;撤銷一切勢力范圍之規定;撤銷外國軍隊警察駐屯中國領土內之許可;收回外國船舶航行內河之權;撤銷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所有從前關稅協定,及以外國人為稅務司,暨民國以來,關稅所入,由各稅務司以稅款逕交匯豐銀行,存入總稅務司名下,按月由總稅務司分配用途之種種荒謬制度,一律掃除”[5]125。

  可見,汪精衛關于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土地、主權、財權,應該說是比較全面而徹底的。

  到20世紀30年代初,汪精衛還堅持不能放棄東北,不能承認滿洲國,認為溥儀是傀儡,自己不做李鴻章。他說,滿洲與中國本部實屬一體,放棄滿洲即是分割領土。至于溥儀,他說,溥儀諸人始終為他人操縱,并無獨立人格。無論其名稱為執政為皇帝,其方式為民主為帝制,不過扮演之角色有所更易,而“傀儡之本質則依然無所變化”。關于不為李鴻章,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弟平日決心欲集吾黨精銳共同一拼,而讓他人為李鴻章。“若要簽名于承認傀儡政府及割讓東三省、熱河之條約,則弟以為宜俟吾黨犧牲之后,屆時弟必不獨生”[1]191。

  但自1935年后,汪精衛的態度逐漸變化。對于日本廣田外相的演說,他認為和我們素來的主張,精神上大致吻合。愿意以滿腔的誠意,以和平的方式和正常的步調,來解決中日之間一切糾紛,務使互相猜忌之心理,與互相排擠互相妨害之言論及行動者,“一天一天的清除”。到1937年,已考慮到“中日合作依何種基礎始可成功”,也注意到中日間和平條件,即調停條件。他說:“我們并不拒絕調停,??如果調停條件無害于中國的獨立生存,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商量?”[1]250

  可見,汪精衛已從堅決反對不平等條約,要求撤銷一切不平等條約,逐漸轉變到準備簽訂不平等的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

  1938年底,汪精衛投敵之前。汪的代表高崇武、梅思平與日本方面在上海東體育會路重光堂內秘密會談,簽訂賣國協定。而且立即得到汪精衛的同意,所謂“汪兆銘承認上海重光會談的日本協議記錄”[1]252。這次會談商定的《日華協議》內容之二——中國方面意見,有關于“中國對承認滿洲國無異議”“希望確定日本在內蒙駐兵有一定期限及期滿后撤退的原則”[6]的規定。而1939年12月30日,在汪精衛支持下簽訂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不但承認偽滿洲國,同意日本駐軍內蒙,而且明確允許日軍在華北、長江下游和華南島嶼等地駐扎占領。其中關于蒙疆和華北有特別規定,認為蒙疆在國防上、經濟上,有日、支、滿三國“強度結合地帶”特殊性。所以,關于外交以外的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及對外蒙交涉,當以既成事實為基礎,承認其有廣泛的自治權。而華北,鑒于與日滿兩國在國防上、經濟上“強度結合地帶”的特殊性,所以決定廢止“臨時政府”名稱,重新由“華北政務委員”暫時繼承既成事實,從而使日本保持在華北的特殊地位。

  這樣,由于該《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承認偽滿洲國殖民地政權、蒙疆高度自治、華北實際上讓日本控制、長江下游與華南島嶼也被日本占領。所以,國家統一、領土主權完整和司法獨立的破壞,達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

  1940年11月30日,汪精衛親自與日本簽訂的《調整中日基本關系條約》,把原來規定日軍駐屯到治安確立時為止,或延長到兩年為止,加以改變。該條約的第四、五兩條有明確規定。第四條說,關于必要時期內,為維持共同和平秩序而駐扎的日軍,其駐扎的區域及其他有關事宜,“兩國另行協議決定之”。第五條說,中華民國政府應承認日本得依照過去習慣,或維持兩國共同利益,將日本海軍艦隊駐扎于中華民國境內特定的區域,關于此項辦法,“依據兩國間另行協議決定”[7]122。這為日本帝國主義長期駐軍中國,進一步破壞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和司法獨立,開了方便之門。

  同時,這些條約把矛頭指向共產黨的革命軍隊,主張聯合反共反蘇,鎮壓革命。

  關于反共反蘇,首先在汪精衛所主張與要求的《新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和《日華秘密同盟條約要點》中作了規定。前者第一條說:“締結日華防共協定,其內容參考日德防共協定。”后者第二條規定了日、華共同反對蘇聯。后來,又于《華方提出的有關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和日方的意見》中,提出了要以善鄰、反共、和平建國為指導方針。而在《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中,確定了日、支、滿三國共同防共原則,要在各自領域內,“鏟除共產分子及其組織,并采互攜協力于防共情報宣傳的有關事項”。并且,更在《調整中日基本關系條約》中,對于反共,在組織上、思想上、軍事上作了全面規定。

  不僅反共反蘇,而且要懲辦和圍剿抗日的革命軍隊。汪精衛與日本簽訂的協定中曾作了如下規定:中央政府命令前線各軍停戰,奉命停戰的,分區駐防,如有不聽命令,“嚴加懲辦”;中央政府命令各游擊隊,在當地待機接受整編,如有違反本命令的,“加以圍剿”。

  這些條約,承認了日本在華的殖民統治,確保了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的各種特權。

  1938年11月15日在高崇武等與日本商議的《日華協議》中,明確規定了:中國承認日本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權。但對于廢除治外法權和交還租界問題,只是敷衍搪塞,僅說“亦考慮”,實際上根本不考慮這些問題。因為在一個月后日本發表的《第三次近衛聲明》中,只說要求“中國承認帝國居民在中國內地有居住、營業的自由”,而只字不提這些問題。這是仍要維持治外法權和租界特權。這一聲明也曾得到汪精衛的稱贊。因為在汪看來,維持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特權,這是“善鄰”的表現。故他把“善鄰”作為建立“中央政府”指導方針之一。為此,在《華方提出的有關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和日方的意見》中,要把有違反該方針的過去的法令,“分別予以廢除或修訂”。汪精衛為了對這種思想作根本的肯定,甚至還將其寫進了國民黨綱領,所謂“尊重各友邦之合法權益,并調整其關系,增進友誼”[7]431。

  這些條約保證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全面控制和資源掠奪。《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附件二的第三項,即“關于經濟提攜原則之事項”中,規定對華北蒙疆的資源、一般產業、財政經濟政策、外貿、關稅、海關制度;對航空、交通、通訊、氣象、測量;對建設新上海等,都要接受日本的“必要援助”,但中國必須給日本“必要之便利”。又在《調整中日基本關系條約》中,特別強調中國的資源為日本的國防需要提供“便利”,所謂“關于華北及蒙疆的特定資源,尤其是國防上必要的資源,中華民國政府同意兩國緊密合作,加以開發;關于其他地區國防上必要的特定資源開發,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國及日本國臣民提供必要的便利”[8]。同時,該條約的《附屬秘密協約》的第二條,還規定了對廈門、海南島及南海島嶼的資源掠奪,以“滿足日本國國防上的要求”。

  這種所謂“援助”“便利”“國防上的要求”,無非是用條約來保證日本控制中國的經濟和盡量掠奪中國的資源。汪精衛等通過訂立不平等的賣國條約,讓日本帝國主義從各方面操縱了中國的權益,保證了其對中國的殘酷殖民統治,從而使國家主權喪失殆盡。這是種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法律思想。

  四、背叛與歪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

  汪精衛喪權辱國的殖民地法律思想的理論基礎,是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學說的歪曲與背叛。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分述如下。

  第一,汪認為三民主義以中國固有的思想為根據,與歐美學說不同。

  汪精衛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博采歐美許多學說,然而它的本質,都是以中國固有的根本思想(即封建的倫理道德)為根據,與歐美的國家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不同。如民族主義不同于歐美的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是狹隘的排外的,而民族主義則產生于中國固有的和平思想中,根本沒有排外思想。民權主義不僅與歐美的天賦人權學說不同,與歐美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同。天賦人權學說所主張的是個人自由,而民權主義所主張的全體自由,不是個人自由。社會民主主義是在經濟上著想,而民權主義則在政治上著想,民權主義的目的,就是全民政治。這個全民政治,要有一個以各黨派同心協力精神為指導的政治制度。以一個主義為中心勢力,而聯合各黨各派共同負荷責任。但是既要反對民國元年、二年的假民主,也要抵制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的制度。他認為,這是比較合理的。因為,“這種原理,總理先生在民權主義里,早已指示我們,我們應該認定方針,猛向前進”[7]449。

  在這里,民國元年、二年,即南京臨時政府時期與袁世凱當總統的初期,那時對人民的民主權利還比較重視。而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對于抗戰雖有動搖,但還是留在抗戰陣線的。然而,汪精衛的所謂民權、全民政治,實際上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權利,反對抗日,主張賣國投降。

  至于民生主義,汪認為更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同。他認為,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第一講,雖有“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的說法。這不過是泛就一般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終極目的而言,并不是說民生主義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而且,孫中山從《民生主義》第一講以下,便將民生主義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不同的要點,很明白很詳細地指出來。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主張階級斗爭,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則主張階級合作,一個用暴力的方法,一個用和平的方法,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立于三民主義之立場,在理論上不能不以堅決反對馬克思一系之共產主義為基本的政策之一目也”[9]337-338。

  這樣,汪精衛等通過歪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攻擊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宣揚了“和平”“合作”“沒有排外”,只有“全體自由”“全民政治”“一個主義”,而沒有“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其中“和平”“合作”“沒有排外”,為他們的賣國求榮、“中日親善”、鎮壓抗日活動,找到了理論根據;而沒有“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反對民國元年、二年的民主,為他們的白色恐怖、法西斯特務統治、奴化教育,提供了行動的指南。

  第二,汪認為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要救國必須反共。

  汪精衛及其一伙反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實際上是為了反對蘇聯、反對第三國際、反對中國共產黨。他說,孫中山提倡三民主義,強調民生主義,是為了使共產主義不能流毒于中國,不能流毒于東亞。所以,1924年提出“容共”,其本意是為了使共產黨拋棄它的組織,服從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拋棄共產主義,信奉三民主義。所以“孫文的主義絕不是共產主義”[7]406。

  同時指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救國為目的,但共產黨的所作所為與孫中山三民主義所主張的救國主義背道而馳。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不過為第三國際的一個分部,是蘇聯所派遣的一個間諜機關和特務機關,根本無所謂國家、無所謂民族、無所謂主義,只是忠實地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隨時隨地改變口號,以欺惑民眾。即使其獲得成功,也不過使中國成為蘇聯的殖民地罷了。

  這種大肆歪曲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容共”政策和背叛他的三民主義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以及污蔑攻擊共產黨要在中國建立蘇聯殖民地,就是汪精衛及其一伙與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上軍事上聯合反共的理論根據,也是他們締結“防共協定”“反蘇軍事攻守同盟”,進行“防共合作”,建立“防共地帶”,策劃“共同防制第三國陰謀”,以及“解散”“改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所謂“理由”。

  第三,汪認為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要救國必須依靠日本。

  汪精衛認為,三民主義目的在救國,救國的第一要義,在使中國從歐美經濟侵略和壓迫下解放出來,即從半殖民地地位中解放出來,做到自由平等。怎樣才能從半殖民地地位中解放出來,實現中國的自由平等呢?他說,孫中山曾定下兩個方案:其一是要中國自己努力;其二是要與先進的日本共同協力。“孫先生常說,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日本的諒解是難成功的。孫文對日本有所認識,曾企圖在日中合作之下,實現亞細亞的解放”[7]408。汪精衛還以下面兩例為證:

  首先,是孫中山在民國六年寫了一篇《中國存亡問題》。他在該文件中指出,中國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美日之外。日本與中國之關系,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而且日本以同文同種之故,其能助我開發之力尤多。所以,“必使兩國能相調和,中國始蒙其福,兩國亦賴其安”[9]213。汪精衛認為,孫中山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中日兩國確立友好關系,彼此合作,能將歐美經濟壓迫的勢力,從東亞排除出去。這既是民族主義的精髓,也是民生主義的精髓。所以,“總理孫先生告訴我們:中國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諒解,這句話意義重大”[7]412。

  其次,是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在日本神戶發表兩次講話,即《大亞洲主義》和《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他在這兩次講話中曾經談到,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斗,廢除不平等條約,脫離奴隸社會,然后“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汪精衛認為,孫中山的這段話,表明了中日是兄弟之邦,亞洲是我們的家庭,我們應該互相幫助、互相合作,來復興我們的家庭。所以,三民主義也就是“大亞洲”主義。汪還說:“總理遺教中關于大亞洲主義之演講久已示其鵠:‘中日兩國無論從何方面著想,均宜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中日兩國當為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其深切著明,久已為吾人所服膺。”[7]421

  在這里,不具體分析時局、地點、條件,而別有用心地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講話,甚至歪曲孫中山先生的講話,來宣揚與日本的“親善”“合作”“兄弟”。這是為他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使中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尋找借口和開脫罪責。

  第四,汪認為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的準則——《第三次近衛聲明》,符合三民主義根本精神。

  汪精衛曾說,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的《聲明》,使中日關系有了一個轉機。因為《近衛聲明》提出的三個原則: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是大亞洲主義于孫先生逝世十幾年后,“重新放起光明,照耀著兩大民族的前途,使之攜手前進”[7]453。

  在汪精衛看來,《近衛聲明》三原則,既是中日和平運動的基本原則,又是與三民主義根本精神“一致的,吻合的”。因此,必須拿出勇氣來加以實現。所謂我們相信,我們熱烈相信,和平運動的理論,已經成熟,和平運動的成功,必然到來。“目前所余的問題,只是和平原則如何才能具體實現?和平方案如何才能完成?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是我們如果本著十二分自信和互信的決心,提出十二分的勇氣來進行,則一切困難必可沖破,一切荊棘必可掃除”[9]223。這也是要根據《近衛聲明》三原則(和平原則),從速簽訂賣國條約(和平方案)。

  汪精衛對其中“經濟提攜”原則特別感興趣,以為它符合民生主義。他說,中日兩國真能誠意相處,經濟提攜,定有樂觀的前途。為此,我們必須知道東亞在歐美資本勢力支配之下,要不是聯合兩國的經濟力量,決不能與之對抗的。“本于民生主義實行實業計劃,一方面發達民族資本,一方面掃除買辦資本對歐美之依賴,并以謀中日之經濟提攜,是于中國有利,于日本有利,于整個東亞有利”[9]218。

  汪精衛既然把《近衛聲明》的三原則說成是中日和平運動的基本原則,是符合三民主義根本精神的。所以根據此原則簽訂的一切賣國條約與協定,都是沒有違背三民主義的,而指導簽訂這些賣國條約與協定的殖民地法律思想,也必然是與三民主義相吻合的。事實上,汪精衛及其一伙反共、反蘇、反馬克思主義,對抗日軍民實行法西斯白色恐怖,與日本帝國主義搞“親善”“合作”“經濟提攜”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所反映的殖民地法律思想,并非與三民主義根本精神吻合和根源于三民主義,而恰恰是對三民主義的大肆歪曲與任意背叛。

  五、汪精衛的法律主張前后絕然相反

  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之前,汪是反對封建專制,追隨孫中山先生,主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認同革命建設須經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的。他說,我們要集合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眾,在國民黨領導下,實行國民革命。“并且使民眾經過軍政、訓政時期,然后入于憲政時期。以革命手段取得政權,便以和平方法,解決經濟問題”[1]101。他為了反對清朝專制制度,曾經因謀殺攝政王載灃而下獄受刑。為了反對清朝的君主立憲,著文揭露預備立憲,批判《欽定憲法大綱》。而且,起草優待清室條件五項,使清朝皇帝盡快退位,早日建立中華民國,并且認為中國必須實行民主共和。但汪在日本時學的是君主立憲學說,又同盟會提倡民生主義,而汪“于此學殊無所聞知”。所以,他決定到歐美留學,考察民主立憲和政治經濟,以便回來為民國辦事、為人民求福。他在給孫中山的信中說:“弟求學之念志堅,而不可動搖。??偕陳璧君(其妻)前經歐洲,居于法國蒙達爾城。”[1]24可知,當時汪為了民主立憲與三民主義,到歐美學習這方面的知識,是何等堅決。

  汪贊同孫中山提出的黨治,是以“黨義治國”,而不是個人包辦代替。所以,他主張司法完全獨立,而黨不能代替政府機關發號施令,尊重民意機關與人民團體的獨立自主。這與蔣介石《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所規定的黨治有所不同。

  汪闡明了孫中山先生的約法思想,批評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肯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對于孫中山先生提倡的護法運動,表示全力支持。他號召將護法斗爭堅持到底,使法律完全恢復,納國人于正規道。否則,不但無以慰為護法而犧牲之死者,亦無以對因革命而受之生人[1]30。同時糾正了胡適關于約法的錯誤觀點,特別強調了政府與人民之間權利義務的對等與相互制約,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他親自撰寫的《約法草案宣言》和在他主持下起草的《中華民國約法草案》,體現了孫中山先生關于約法、憲政方面的思想。特別是列入教育、生計兩章,在中國憲政史上開了一個關心民生、重視教育的先例。

  他反對近代以來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要求收回各種被帝國主列強竊取的特權。如要收回領土、租界,以及領事裁判、鐵路、航行、駐軍、稅務司法等權,要掃除屈辱于帝國主義的一切“荒謬制度”。

  汪精衛以上的言行與主張,無疑是應該肯定的,是維護捍衛了孫中山先生的主義與思想。但是,他雖在1927年4月還要求一切革命同志擁護孫中山先生所提“聯俄、容共、農工三政策”,而到了7月,就提出“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因此,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必須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1]115。

  自1935年起,汪開始希望同日本妥協、和談。1938年召開的國民參政會,是為開展民主運動、憲政運動、抗日運動,全國各階層群策群力的會議。汪精衛借著當議長的資格,利用國民參政會作為媚敵反共的工具。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大會上,“他暗中主使和公開擁護李圣五提出所謂‘加強德意外交’的提案,企圖得到經過德意向敵談和的所謂‘法律根據’;他盡力反對共產黨員參政員所提出的各種正確提案,企圖挑撥和破壞國共兩黨同志間的友誼關系”[10]。

  在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大會上,汪精衛已公開袒護和贊揚個人參政員主和的言論,企圖打消參政員陳嘉庚等“在敵寇未退出國土前,凡公務員有敢談和平者,一律以漢奸賣國賊論”的提案。自此之后,汪公開投敵,簽訂一系列賣國條約。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之外,還有1940年6月24日汪偽與日本簽訂的《關于治安肅清上日本與中國治安方面機關(軍隊、憲兵、警察)間相互關系之協定》(簡稱《治安協定》)。這個協定先是由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人與軍事顧問部的影佐、川本、晴氣等決定,再交由軍事委員會代理參謀總長楊揆一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正式簽字。“根據《治安協定》的規定,汪偽軍警各機關,必須在日軍指揮下,協助日軍負責維持行政區域內‘治安肅清’,日軍大隊長可指揮偽軍團長以及官兵。通過這項協定,偽軍完全操縱在日寇之手,成為它奴役和統治淪陷區人民的罪惡工具與幫兇”[11]164。

  又有1943年初,日本獲悉美英政府將宣布撤銷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于是決定趕在英美之前,宣布交還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并要汪精衛提前對英美宣戰。1月9日,汪精衛急忙召集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通過對英美宣戰決議和成立最高國防會議。接著,汪又與重光葵簽訂了《共同宣言》和《關于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協定書》。《宣言》表示,為完成對英美宣戰,日汪在軍事上、政治上及經濟上實行全面合作[11]166。

  汪精衛支持與簽訂的賣國條約,比之袁世凱的《二十一條》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喪權辱國、賣國投降,大大超過袁世凱。

  汪精衛還大搞法西斯特務統治。這一法西斯恐怖活動與特務統治,是在他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領導下進行的。這個敵偽合流的特務機構,簡稱“七十六”號(即滬西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汪偽特務機構所在地),汪精衛委任其同伙周佛海為該特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而以丁默邨和李士群為實際主持者。他們集中了原軍統、中統特務,公共租界特別警察、幫會中流氓等特務工作人員三百余人,但仍嫌不夠,故在上海和全國各地還建立了許多外圍組織。

  “七十六號”及其外圍組織在上海的活動特別猖獗。為了遏止抗日輿論,他們把新聞界作為主要對象,向各報發出恐嚇信,信中曾有這樣的話:“我等奉令謹慎行動,故未以暴力相加,無識之徒,認為我等無此力量,實屬大謬。自今伊始,臺端主編部分,如再發現反汪擁共反和平的記載,無論是否中央社的稿件,均認臺端甘為共產黨爪牙,希圖顛覆本黨及危害國家,按照國法,斷難容忍,并決不再作任何警告與通知,即派員執行死刑,以昭炯戒。”[9]250

  繼恐嚇之后,便是襲擊各報館,綁票和槍殺各報社負責人、記者。同時,又用流布通緝黑名單來進行恐嚇與殺害。“七十六號”先流布一張黑名單,包括了上海教育界、文化界、實業界、司法界人士一百多名。在最初階段慘遭毒手的有上海女子中學校長吳志騫、租界法院院長郁華、《申報》記者金華亭、《大美晚報》負責人張似旭等。后來,又發布一張通緝83人的黑名單,大部分是職位不高的新聞從業人員。《新聞報》采訪部主任顧執中在白爾路(現重慶中路)民治新聞學院門前被擊未中,《大美晚報》記者程振章在辣斐德路(現復興中路)被殺,《大美晚報》的朱惺公在天后宮橋堍被殺[9]308-310。

  最為殘暴的是進行血腥屠殺,其中以銀行血案為最。因為上海的各大銀行不承認汪偽的中央儲備銀行,拒絕使用其貨幣——“中儲卷”,“七十六號”便懷恨在心,對江蘇農民銀行和中央銀行進行襲擊。1941年3月24日,襲擊了中央銀行在滬駐地,用兩顆定時炸彈分炸中央銀行在滬機構的二處駐地,一處死7人,一處死8人。但“七十六號”對此大血案贊賞之余,仍感到不滿足。“周佛海聞訊后,當即發賞洋三萬元,李士群頗為得意,但又不滿足地說:周佛海這次賞了三萬元,算是他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賞金了,其實還不到我兩個炸彈的成本哩”[12]。

  1941年12月7日,日寇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汪精衛為此立即發表聲明,表示要與日本“同甘共苦”“實現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大力開展“新國民運動”。不久,便制定《新國民運動實施綱要》《全國新國民運動推進計劃》進行宣傳、訓練、推廣,成立“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開設“青年干部學校”,分批集中訓練,灌輸“新國民運動”思想。

  對青少年還組織集中營,以校正思想。1943年7月,汪精衛曾親自到“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的暑假集中營和公務員及青少年團暑假集訓營,講授《新國民運動綱要》,借以“肅正思想”“保障治安”。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扶植控制的偽滿洲國也是這樣。從1943年起,頒布《思想矯正法》和《保安矯正法》,在全東北各地普遍設立了集中營,名為“矯正輔導院”,以所謂“思想不良”或“社會浮浪”為名,“綁架貧苦無業者或被認為有不滿情緒的,從事最苦的勞役”[13]。

  以上種種,顯然是要使廣大人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日本馴服的奴隸,使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這些都是汪精衛背國投敵、出賣領土主權、摧殘民主、迫害掠奪人民的殖民地法律思想的集中表現。

  總之,汪精衛前期是反對封建專制,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追隨孫中山先生搞國民革命,信仰三民主義且主張實行民主憲政。后來是賣國投降,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大搞特務集中營的恐怖統治,一貫地反共和迫害、奴役人民,堅持了殖民地法律思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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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黃美真,姜義華,石源華.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M].北京:團結出版社,2010:96-97.
  [13]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404.

    華友根.汪精衛前后絕然相反的政治法律思想[J].衡水學院學報,2019,21(05):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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