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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考察漢語和日語的空間轉喻、空間隱喻問題

時間:2014-08-05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4216字
論文摘要

  一、引言

  自1980年Lakoff 和 Johnson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問世至今,圍繞概念隱喻、概念轉喻的熱議經久不息。近年來,學者們已經從早期的介紹西方相關研究成果為主,過渡到運用概念隱喻和概念轉喻理論論證和考察母語或外語,并進而批判反思、探索創新(沈家煊1999;束定芳2000;山梨正明2004;谷口一美2005;陸儉明2009;許慈惠、楊敬2011)。本課題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嘗試從對比的角度考察漢語和日語的空間轉喻、空間隱喻問題。

  二、相關研究綜述

  隱喻(Metaphor)是指從一個認知域(即源域source domain)向另一個認知域(即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系統性映射;隱喻不是語言層面的問題,是思維方式和認知手段(Lakoff &Johnson1980等)。轉喻(Metonymy)也同樣是一個認知過程,是一個認知“參照點”現象;是在一個認知域矩陣中的概念突顯或映現,即一個概念實體為另一個概念實體提供心理通道。(Lakoff &Johnson1980;Langacker1993等)。
  本課題關注的焦點是空間轉喻、空間隱喻的漢日對應關系及其動因。空間隱喻指的是將空間方位投射到非空間概念上的隱喻(藍純1999:7)。空間轉喻指用認知框架中具有突顯性的空間場所轉喻與其鄰近的事物(包括內容物)。
  (1)a.擦黑板。
  b.黒板を消す。
  (2)a.吃食堂。
  b.*食堂を食べる。
  (3)a.窓際族。
  b.窗邊族從以上短語、詞組可以看出,有時漢語和日語在空間轉喻、空間隱喻上存在對應關系,如(1):有時漢語的空間轉喻或空間隱喻成立,而日語卻不成立,如(2):有時情況則恰恰相反,如(3):(本文用*標識病句,用?標識需要語境才能成立的語句或詞組)。
  本研究在借鑒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重點探討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1)漢語和日語是否存在空間轉喻、空間隱喻連續體;2)漢語和日語在空間轉喻、空間隱喻上是否存在對應關系;3)考察兩種語言中只有單方面存在空間轉喻或空間隱喻的現象,分析和探討認知激活的動因。

  三、漢日空間轉喻、空間隱喻連續體

  轉喻和隱喻的關系包括二者的區別和聯系兩個部分。認知語言學認為,二者的區別在于轉喻基于鄰近性認知而隱喻基于相似性認知;二者的聯系是,首先轉喻是隱喻的基礎;其次轉喻隱喻是一個連續體(劉正光2002;楊波、張輝2008;陸儉明2009等)。
  (4)吃食堂。
  (5)畳の上で死ぬ。
  漢日空間表達方式中,存在著大量的如(4)(5)這樣既是空間轉喻,同時又是空間隱喻的語言現象。(4)中“食堂”轉喻的是食堂的內容物“飯菜”,以“吃食堂的飯菜”隱喻一種依賴、依靠食堂的吃飯方式;(5)中「畳の上」轉喻「自宅」,「自宅で死ぬ」隱喻“善終”,即「事故死や変死ではなく、當たり前の死に方をする」(『大辭泉』P.1643)。楊波、張輝(2008)用“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分析了一些漢語熟語的語義。本研究借鑒此方法對“吃食堂”進行了分析。
  “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主要由表示組合同構性的123三角、456三角,以及聯系這兩個三角的三條聚合線和延伸隱喻義7組成。其中,1、2、3分別是詞組整體“吃食堂”、第一個組成成分“吃”、第二個組成成分“食堂”,4、5、6分別是詞組整體的轉喻義“經常、反復的飲食行為”、第一個組成成分的轉喻義“飲食”、第二個組成成分的轉喻義“食堂的飯菜”,7是“吃食堂”的轉喻隱喻義統合。“吃食堂”的語義既不等同于“在食堂吃飯”也不等同于“吃食堂的飯”,而是通過轉喻和隱喻交替發生,實現了“依賴、依靠食堂的吃飯方式”的語義。
  用“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分析,同理可證「畳の上で死ぬ」的轉喻隱喻義統合是「事故死や変死ではなく、當たり前の死に方をする」。此分析可進一步得到實例驗證。
  (6)維新の三杰は奇しくも時を同じくして一年ほどの間に死んだが、畳の上で死んだのは木戸だけである。(『「翔ぶが如く」と西郷隆盛』)實例(6)所述“維新三杰”之一木戸孝允的「畳の上で死ぬ」,是相較于其他二人 西郷隆盛的戰敗而死、大久保利通的被刺身亡而言,木戸的病逝正是「畳の上で死ぬ」所表達的“善終”。

  四、日漢空間轉喻、空間隱喻分布對比

  本研究考察了有關“空間/場所”的日語慣用語及其漢譯,觀察到如下三種漢日對應傾向。首先,日語用空間轉喻、空間隱喻表達的慣用語,漢語也有相似、相近的表達方式,如(7)。
  (7)a. 中に立つ/居中、居間b. 中に入る/居中調停c. 中を取る/折中d. 右から左/左手進右手出其次,日語用一種空間轉喻、空間隱喻表現形式,而漢語則用另一種空間轉喻、空間隱喻與其語義對應,如(8)。
  (8)a. 余所の花はよく見える/家花不如野花香b. 內裸でも外錦/硬撐門面c. 內広がりの外すぼまり/在家充英雄,出門是狗熊d. 間が持てない/冷場;無聊的時間最后,日語用空間轉喻、空間隱喻表達的慣用語,漢語卻沒有對應的空間轉喻或空間隱喻表達形式,漢譯時更多地采取語義解釋、說明,如(9)。
  (9)a. 西向く侍/(音同2469侍)指一年中的小月b. 後は野となれ山となれ/(只要現在好)將來如何且不管他c. 橫に行く/藝妓薄情d. 間を合わせる/使合拍;妥善處理,應付上例(9)反映出漢語用解釋、說明對應日語使用空間轉喻或空間隱喻的情況。另一方面,漢語使用空間轉喻、空間隱喻的一部分慣用語,日語也沒有相應的表達方式,而是采取了解釋、說明,如(10)。
  (10)a. 吃大戶/昔、兇作の年に農民が大挙して地主や富豪を襲い、食料を奪ったこと。
  b. 穩坐江山/政権が不動で安定していること。
  c. 走門路/(何かの目的で)知人に頼み込んだり賄賂を使ったりする。
  d. 趕場/俳優が一方の舞臺を務めた後、直ちに別の舞臺に出ること。
  ——『中日辭典』下面需要探討為什么漢日在空間轉喻和空間隱喻上,既存在“共性”統一,又存在“個性”差異的問題。

  五、漢日空間轉喻、空間隱喻的“認知激活”與“規約性”

  許多學者闡述過語言的“共性”問題。“人類具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礎,而語言又是一項具有生理和心理基礎的知識結構和知識系統,這就證明了人類語言共性系統的存在”(隋然2001:21)。漢語和日語的共性不僅反映在詞匯語義、語法規則的某些系統性對應上,還反映在轉喻、隱喻在漢語和日語中投射的系統性對應上。
  陸儉明(2009:44-45)指出,“無論隱喻、轉喻,不宜認為‘是一個認知域映射另一個認知域’的問題,而宜假設為‘一個認知域激活另一個認知域’”,“至于A認知域能不能激活B或者C認知域?A認知域為什么只激活了B認知域,沒有激活C認知域?這都取決于人的常識和一定的語境”。即一定的語境和人類的共識文化是激活隱喻和轉喻的基礎,是漢日出現完全對應現象的動因。
  相同的認知投射為相近、相似的轉喻和隱喻現象,不同的認知也必然帶來不同的語言呈現。“由于各民族的語言都有其相當悠久的歷史,它們負載了大量有關民族思維方式、民族習俗、民族傳統文化和歷史文學典籍等方面的獨特內容。因此每個民族總有自己獨特的認知方法,他們將自己對現實的認識和理解投射到語言上”(陳家旭2006:27)。
  那么,該如何具體解釋漢日不使用同樣的隱喻、轉喻或只有一方語言存在隱喻、轉喻的現象呢?這和顯性的、隱性的社會規約、文化規約和心理規約問題有關。隋然(2006:3)指出,“與行為模式相關的習俗、傳統及道德等,可以被視為日常生活中的規約”,規約這一概念,“涉及的是人類學中的問題,包括心理、習慣以及‘文化定勢’等因素”,“各種社會規約與語言認知行為具有直接的聯系”。中國和日本在社會、歷史、文化、習俗以及某些隱性的定勢思維方面的差異,就以多種形式投射在了語言層面。
  (11)a. 吃食堂
  b. * 食堂を食べる。:(2)之所以漢語用“吃食堂”轉喻、隱喻一種“依賴、依靠食堂的吃飯方式”,而日語無此表現形式,這和“食堂”這一設施自上世紀50年代起在中國社會所具有的特殊歷史地位和長期的廣泛存在有關。盡管農村公社時代早已結束,但是許多單位至今依然沿用職工食堂這一設施,“吃食堂”轉喻、隱喻“吃飯方式”的語義也在長期的廣泛使用中確立、穩定了下來。和一段時期的中國社會制度及其衍生物有關的此類慣用語還有“吃大鍋飯”,以及表示特殊待遇的“開小灶”、表示公職身份的“吃商品糧”等。
  (12)a. 窓際族
    b. ? 窗邊族:(3)
    「窓際族」一詞的誕生源自日本『北海道新聞』1977年6月11日的一篇題為『窓際おじさん』的報道。這篇報道中將那些無升遷機會并即將退休而被公司安排在窗邊就坐、只能無聊地讀報或望著窗外打發時光的員工,稱為「窓際おじさん」。在次年『日本経済新聞』1月9日的一篇題為『ニッポン·生きる條件』的報道中首次使用了「窓際族」一詞表示企業中“做冷板凳”的職員。此外,還有一些類似的詞語如「壁際族」「ドア際族」「里窓族」「ベランダ族」等都反映的是一部分日本人特殊的生存狀況或日常習慣喜好等,此類詞語無法直譯,只能采取說明、解釋。
  以上以“吃食堂”「窓際族」為例,分析了漢日空間轉喻、空間隱喻差異的原因。慣用語例句(8)~(10)所反映出的漢日差異動因與此相似,都可以從中日兩國不同的社會規約、文化規約、心理規約等角度得到解釋。

  六、結語

  本研究結論可概括為以下三點。首先,利用“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實證了漢語和日語中都存在“空間轉喻→空間隱喻連續體”;其次,通過考察有關“空間/場所”的日、漢慣用語及其譯文,明確了漢日間的三種對應傾向,即相近相似的空間轉喻和空間隱喻表達方式、不同的空間轉喻和空間隱喻表達方式、只有一方運用空間轉喻或空間隱喻表達方式;最后,指出以“共識文化”為基礎的“認知激活”和“社會規約、文化規約、心理規約”是上述三種對應傾向的根本動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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