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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特征與實現價值

時間:2019-11-25 來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馬治國,張磊 本文字數:15682字

  摘    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三大核心要義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成為我國法治模式的規定性因素,同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五項基本原則背后的精神和理念指明了法治道路的應有之義,確立了黨的領導型、人民主體型、法律平等型、德法共治型、法治本土化“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模式。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并非人們臆想的偶然性選擇,而是具有法治綜合國情范疇內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重要性。如果背離我們自己的法治道路,就會導致我國本土化的法治實踐缺失對應的理論指導和分析工具,嚴重阻礙我國法治化進程取得實質性突破。

  關鍵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法治道路; 法治模式; 法治綜合國情; 法治化進程; 法治本土化;

  Abstract: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clearly states that we should "keep firmly to the path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ee core keynotes which includ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criptive factors which decide that the path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comes our country′s model of rule of law. In the same time, spirits and ideas behind the five cardinal principles which were proposed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point out proper meaning of the path of rule of law, and establish the "five-in-one" model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cludes the CPC-dominated type, people-oriented type, type of isonomy, type of joint governance of morality and law, and indigenization of ruleoflaw. Adhering to the path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a fancied and accidental choice, but ha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realistic importance in the category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ituation of rule of law. If we depart from our own path of rule of law, it will lead to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analytical tools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rule of law′s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and making substantial breakthrough will be severely hampered in the process of our country′s rule of law.

  Keywor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th of rule of law; model of rule of law;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ituation of rule of law; process of rule of law; indigenization of rule of law;

  黨的十九大科學規劃了治國理政的宏偉藍圖,其提綱挈領的主線就是在新時代我國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在法治領域的具體形態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黨的十九大報告又提出“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正如司法判決的背后都有法官的法理分析和利益權衡、法律的制定需要立法者對其合法性和可接受性予以證成一樣,政策性的法治命題亦亟需系統性的理論支撐,因此,本文從基本內蘊、主要特征、根本緣由和重要意義等面向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基本內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作為新時代我國法治建設的頂層設計, 既是我黨正確把握未來國家治理宏觀勢態的必然選擇, 更是構建治國理政全新模式的能動性和自覺性飛躍。 總的來說, “以中國基本國情為考量前提, 能夠解決中國在發展建設中所遇社會問題的法律治理途徑和模式才是契合當代中國法治情勢的必由之路, 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1] 其基本內蘊由核心要義和模式內容構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特征與實現價值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

  1.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證:

  黨的領導 我國是一個人口基數大、國土面積廣、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治理難度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大,治國者需要經過歷史的重重考驗和現實的種種歷練才有脫穎而出的可能性,然而更為關鍵的是人的因素,即廣大中國人民作為“選擇權”之權利主體,選擇哪個政黨或者其他組織對國家發展命運和民族復興前景享有領導權力、負有領導義務。最終基于歷史進程、現實環境和人民意愿等決定性因素,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國家各項事業的權責主體。在全面進入法律治理的新時代,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民生、生態及國防等各領域皆須走法治化發展道路,黨的領導也務必根植于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程之中,服務于社會,以達成“善治”目標。

  首先,黨的領導對于推動我國的法治化進程、確保法治建設中國化的正確方向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盡管汲取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法治經驗在我國時常有之,甚至出現個別部門法(學)領域的非理性崇尚與移植,但在法治化進程的根本方向上,我黨始終堅持走自己國家體制和社會機制模式之下的法治道路,始終沒有偏離之,即使是在法治建設初期法治化水平較為低下的階段。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歷史慣性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證是黨的領導。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領導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的根本力量,這種力量產生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砥礪奮進之中。正是長期以來充分發揮黨的領導的根本力量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法治建設當屬其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因此,歷史賦予的正當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依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證。

  最后,中國共產黨具備最大程度上總攬全局的社會調和功能,可以匯集舉國力量,解決各個時期的主要矛盾。在此過程中,我黨對于每個領域的國家治理原則、理念和方式都有著豐富經驗和深刻教訓,中國特色的法治模式也就需要在全面總結我黨治國理政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逐漸完善。

  2.法治道路的制度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在法政策學視角下我國法治模式的宏觀表達。宏觀表達在釋放法治建設中國化之宣示性立場的同時,背后還需一套適合中國法治化的制度載體,我國法治模式的形成和完善并非僅停留在理念層面,還必須深入制度層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之一,承載著法治道路具體踐行的實質內容,那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法治領域的具體實施。具體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范疇內的每一項具體內容都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制度機理,深刻地體現了我國法治模式之中的“特色”屬性。比如我國《憲法》規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憲法制度的主要面向。又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主要內容、價值取向及現實效果等凸顯了我國成文法制度的本土化特性,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3.法治道路的理論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法治表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我國法治模式無法剝離的內核之一。具體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三大理論淵源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中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主要理論淵源。因此,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一方面要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法治基本原理與我國法治建設現實相結合,另一方面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領域的基本思想作為我國法治模式構建與完善的分析工具和行動指南,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學理內涵。在這一過程中,我國法學學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全面提煉貢獻了充分的智慧支持,有效地推動了本土法治理論的體系化進程,從而奠定了構建我國法治模式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模式:“五位一體”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政策性宣示具有重大突破性意義, 確立了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即堅持黨的領導、 人民主體地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以及從中國實際出發。 這五項基本原則背后的精神和理念指明了法治道路的應有之義, 依次是法治道路的基本屬性、 主體構造、 行動要求、 實施方式、主要依據, 從而確立了黨的領導型、 人民主體型、法律平等型、 德法共治型、法治本土化“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模式。

  第一,堅持黨的領導,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基本屬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法治,簡稱“黨的領導型法治”。由于政治體制、經濟實力、學界思潮、文化政策和社會機制等法治建設條件的不同,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選擇的法治模式類型也就有所差異,歸納起來主要包括社會演進型、政府社會互動型和政府推進型。然而,我國法治模式既不是社會演進型,也不是政府社會互動型,而是更接近于政府推進型。除此之外,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背后還蘊含了黨的領導所賦予的獨特政治基礎,那就是不斷創新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造就了我國法治模式屬性的特殊性,即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法治。因此,我國各級政府推進法治建設的具體工作是在黨的領導下展開的,其實質是黨的法治思想、理論、政策和規劃等以政府依法治理社會的形式得以實現。同時,在此法律治理過程中,各級政府機關的所有作為都要接受黨的領導,從而實現黨對于法治建設的內部和外部、實質和形式的雙重領導。

  第二,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主體構成。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價值和法治實踐的主體是中國人民,這依次回答了我國法治模式“為誰”和“誰為”的問題,從而構建起社會主義人民主體型法治。首先,我國法治建設的價值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確保法治實踐的積極成果最終惠及全體人民,這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事業發展的根本要求,因此,我們“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利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使法律及其實施充分體現人民意志”[2],而不是以個別領導人的意志為轉移。其次,我國人民作為法治實踐的主體參與到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一方面,人民在某些法治領域扮演助力軍的重要角色,比如,社會主義法律要充分體現人民意志,將人民意志上升到國家意志,再以成文法的形式制定出來,因此,以向社會征求意見、舉辦立法聽證會等方式獲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人民更是在個別法治領域承擔主力軍的關鍵任務,比如,良好的守法環境不僅要以法制宣傳和執法活動等外部灌輸方式實現,而且更要通過增強廣大人民群眾對法治信仰的內心確信予以實現。

  第三,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行動要求。我國法治模式勢必貫徹社會主義法律平等理念和制度,塑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平等形態。法律平等的提出肇始于西方世界,基于新興資產階級在開展社會革新運動中反對農奴制和封建制的需要,權利平等思想順勢產生,正如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所說:“資產階級在同中世紀的、封建的、農奴制的等級特權作斗爭的時候,提出了全體公民權利平等的要求。”[3](P138)法律平等思想傳入中國是在清末民初時期,隨后孫中山的憲政試驗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法制建設都有法律平等相關制度設計的嘗試。新中國成立之后,法律平等的相關內容被正式寫入“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伴隨著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探索的歷史進程,我國從不同維度對法律平等進行理論研討,呈現出極具中國特色的時空圖景,從而也逐漸形成了有關法律平等的通論性觀點,即“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要求。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須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方面”[2]。

  但凡倡導和踐行依法治國理念,無論是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還是東方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法律平等理念及其制度設計都是法治話語譜系的重要內容之一。資本主義法律平等與社會主義法律平等之間存有共性內容,都認同法律平等是立法平等和法律實施平等的統一,我國法治建設必須將立法平等和法律實施平等作為具體行動要求。但由于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外部環境的差異性,兩種法律平等也有所不同:資本主義法律平等傾向于形式上的平等,然而社會主義法律平等不僅是形式上的平等,還包括實質平等,“首先要求法律應具有內在的平等精神,內容應符合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社會主義道德要求,不得對人作不合理的區分;其次法律應得到嚴格的遵守和執行,不得對法律上同類的人差別對待”[4]。此外,社會主義法律平等具有更強包容性,比資本主義法律平等更加周延,因為“公共規范大量地存在于社會主義法中,公共規范不僅反映了‘人民’的意志,也反映了包括被統治階級在內的全體公民的意志……公共規范既然體現了全體公民的意志,就必須平等地規定全體公民包括被統治階級的權利義務”[5],因此,在認可法律平等的基礎上,我國法治模式要堅持社會主義法律平等理念和制度規范。

  第四, 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實施方式。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指通過法律的“軟硬兼施”以及道德填補法外空間實現德法共治。 自古以來, 我國國家治理模式始終圍繞著 “德治”“法治”兩個關鍵主題予以展開, 經歷了德法混沌、 德法分離(包括德主刑輔和刑主德輔兩種主要類型)、 德法并舉三個發展階段, 其中即使長期占領封建時期國家治理模式高地的“德主刑輔”理念, “刑”也沒有因為“德”的主導地位而徹底消失殆盡, 因此道德規訓和嚴刑峻法是我國五千多年以來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和歷史傳統。 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時代, 與以往歷史上任何時期都不同的是我黨審時度勢提出的治國理政新模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這一國家治理模式必須汲取歷史經驗和優良傳統, 將法治與德治共同納入到構建我國法治模式的進程之中,這也契合長久以來我國國家治理的歷史傳統和客觀規律。 此外, 我國特殊的文化積淀和歷史進程孕育了一個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社會形態——熟人化和鄉土性色彩濃厚的社會, 縱使當今時代發展迅猛, 但固有的社會屬性及其對國民觀念和行為的影響始終存在, 這就導致了許多西方國家秉承的“法律中心主義”甚至“法律萬能主義”在我國是水土不服的, 因此,德法共治才是我國法治模式的正確選擇。 具體來說,新時代下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應當從法律內部和外部兩個場域予以考量:在法律范疇之內實現民間法(軟法)和成文法(硬法)共治; 在法律理念和規范觸及不到的社會領域需要道德理念和規范填補空白或彌補不足。

  第五,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提供了主要依據。中國固有的法治綜合國情決定我國法治模式的本土化發展立場。首先,作為法治道路具體內容的“兜底部分”,其本土化主要淵源于上述論及的我國法治模式的各項具體內容:黨的領導是法治本土化的定性來源,因為即使國內龐雜的實際情勢造就了法治形態的個性,但缺失法治建設領導主體的法治本土化則是欠缺依據的,是不完整的法治形態;人民主體地位是法治本土化的主體來源,法治建設的利益出發點和成果惠及對象是中國人民,而不是其他任何主體,并且中國人民在利益訴求、文化觀念和集體性格等方面也深深地烙有本國自身印記,從而決定了我國法治模式必須堅持本土化立場;社會主義法律平等是適應我國法治建設的平等原則,進而有關平等的理念和制度也都必須契合我國法治化進程的具體情勢;德法共治是法治本土化的歷史來源,古代中國的德法結合治理模式本身就是國家治理經驗本土化的集中表現,構建新時代我國法治模式必須予以繼承和發展。其次,我國法治道路具有自身特色并非僅就法治體系本身而言,而是從根本上指向產生和保持法治形態特殊性的諸多決定因素,因為“一個國家的法治國情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個國家的法治發展進程及其取向”[6],這些法治綜合國情促使法治本土化的自發形成,具體包括國家人口、國土面積、社會資源、經濟文化水平、法治意識水平等方面。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主要特征

  我國“五位一體”的法治模式鋪陳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具體路徑,從而創造了有別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形態。同時,我國法治道路還存有一系列主要特征方面的特別限定,這些主要特征以馬克思主義辯證關系范式為闡釋路徑,以道路屬性、道路形態、技術主線、道路立場等維度為出發點,依次體現在黨的領導與人民主體、理論與實踐、宏觀統籌與微觀治理、自我與他我等四個方面。

  (一)道路屬性:黨的領導與人民主體互為機理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黨的領導和人民主體地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堅持的兩項重要原則,正如前文所述,分別代表黨的領導和人民主體地位的黨的領導型法治和人民主體型法治是我國法治模式的主要組成要素,因此從屬性分析的視角出發,黨的領導性和人民主體性構成了法治道路的根本性質,并且兩者之間并非相互獨立和各自為營,而是互為機理的關系。

  首先,中國共產黨對我國法治建設的領導地位,從根本上取決于人民的主體地位。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對于法治建設的領導地位是歷史性的客觀存在,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就從根源上決定了黨的領導地位是人民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確立的;另一方面,由我國人民制定且集中體現全體人民意志的憲法,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于包括法治建設在內的國家各社會領域建設的領導地位。

  其次,黨領導人民推進法治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人民的根本利益。黨領導下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致力于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自由、民主和秩序等價值目標,人民作為依法治國的力量源泉,具備受益法治價值實現形態的主體資質,而不是限定為某些個人或者集團;與此同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昭示,“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7](P23),就如同深化改革的優良成果要惠及全體人民一樣,黨領導法治建設的良好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也只能是歸屬全體人民。

  最后,黨的領導是我國人民作為法治實踐主體的根本保證。人民法治實踐的具體形態體現在參與立法和學法、守法等方面,其中每一環節都離不開黨的領導予以保駕護航。“大致說來,黨領導法治建設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來實現的:第一,黨對法治建設的思想領導;第二,黨對法治建設的政治領導;第三,黨對法治建設的組織領導。”[8]具體到人民法治實踐角度,黨的領導發揮其保障功能表現為:黨的十九大精神有關法治的思想內容作為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果,貫徹于人民法治實踐全過程;黨的政治主導作用能夠最大程度上確保人民法治實踐的正確方向;黨的組織領導為人民法治實踐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

  (二)道路形態:法治理論與法治實踐互相結合

  任何國家的法治道路都是建立在相應的一套理論體系基礎上,并在理論指導下通過循序漸進的實踐步驟向縱深推進和完善,因此,法治道路內含了法治理論和法治實踐兩個構成元素。法治理論主要是指在探索本國法治道路的過程中總結的經驗和教訓,通過法學分析工具予以系統化,進而提煉形成的基本理論。法治實踐則源自于創制和完善本國法治模式的進程,是指按照頂層設計的要求具體開展法治建設的實踐活動。法治理論與法治實踐互為生成和促進機制,正是兩者之間的互動關聯促使法治道路日臻完善,從而呈現出一國法治模式可持續發展的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并非先天形成的,是在每一歷史時期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既定目標之下,為達成既定目標而在我國法治實踐過程中取得的經驗和面臨的難題倒逼生成的。由前一階段的法治實踐生成的法治理論進入下一階段的法治實踐,并在其中承擔學理指引的重要任務,在此法治實踐階段中取得的經驗和面臨的難題又再次以促進或者倒逼生成的方式形成新的法治理論形態,新的法治理論繼續指導之后階段的法治實踐,以此類推,無限循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與法治實踐之間互相結合的關系分別從法治理論和法治實踐出發予以闡釋。

  第一,從法治理論進路出發,首先是馬克思主義法治基本原理與我國法治實踐相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系列成果,并且以此貫徹于法治實踐各領域;其次是我國傳統法律文化思想與當代法治建設進程相結合,選取傳統法律文化的優良元素嵌入當代個別法治范式之中,以古代法文化為精神內核、現代法制度為外部手段,對于解決當下法治建設中諸多難題具有重要意義;最后是我國當代本土法治理論與法治綜合國情相結合,主要表現為我國法學理論工作者通過構建本國法治話語體系開展法學基本理論和部門法學理論研究,形成能夠深刻反映本國法治環境的本土化法治理論。

  第二, 從法治實踐進路出發, 一方面, 由于我國法治道路包含全國性法治模式和地方性法治模式兩大維度, 并且各地方法治化水平和進程等存在差異, 因此法治理論與法治實踐的相結合應從頂層設計和區域特色的不同層面予以分析。 另一方面, 我國法治綜合國情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城鎮法治化與鄉村法治化的內生基礎和外部條件等方面有所不同, 決定了法治理論與實踐的相結合也應考慮城鄉社會的差異性。

  (三)道路立場:法治“自主性”與法治“開放性”并行不悖

  特殊的法治綜合國情決定了我國在法治模式的選擇上必須秉承以我為主的堅定立場。新時代我國法治模式的基本內涵是在黨的領導下,從中國法治化的歷史進程和現實背景出發,堅持以人民為法治價值和法治實踐的主體地位,通過德法共治,實現社會主義法律平等,這既是區別于世界上其他國家法治模式的根本性標志,也是在國家治理模式方面超越我國古代任何社會形態所達到的全新高度,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自主性”的根本性立場。但是模式創制并非只是秉承“以我為主”的立場,世界上其他國家也在過去、當下或者將來經歷著法治模式的創制與完善,形成獨特的經驗;并且我國歷史上的法律文化的深厚積淀也是客觀存在的,對于這些經驗的借鑒也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完整立場包含根本性立場和經驗性立場兩個方面,依次體現為法治“自主性”和法治“開放性”,即以我為主和經驗借鑒兩者并行不悖。具體來說,在堅持當下中國特色為主的前提下,新時代我國法治建設既要充分吸收他國先進法治經驗,又要深度挖掘和合理運用我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

  盡管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法治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由于我國的法治綜合國情與其他國家存在諸多差異,因此,在經驗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深入分析和系統論證可行性存在與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開展相關經驗借鑒工作。他國法治化水平較高并不代表全盤吸收其法治體系,而是要在成文法的制定或修訂、執法機制的完善、司法體制的改革以及法治意識的提升等方面進行歷史傳統和現實條件的客觀對比,只有在相似性較高、具有類型化可行性的法治領域才能予以推介經驗。即使如此,在某個符合經驗借鑒的領域也不是完全照搬照抄,必須對其進行中國化改造,以契合我國既存的體制和機制,將其轉換成適合我國法治建設現實情勢的話語體系。

  我國傳統法律文化形態豐富多樣,它們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發揮的作用各有不同。當代中國對于傳統法律文化的挖掘需要以是否有助于當下法治建設為衡量標準。比如說,“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存在一些有違法治精神的消極因素,與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價值追求不符,比如特權思想、法政不分、重刑輕民等。然而,我們的祖先給后代子孫留下了豐富的傳統法律文化瑰寶,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諸如人本主義、道德教化、賢人政治、德主刑輔等,這些法律思想理念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重要的作用”[1]。除此之外,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深度挖掘只是“古為今用”的第一步,歸根結底的是其中的“用”字,這并非是指已挖掘的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被直接地照搬到法治建設的具體環節中,而是以現代法治運行機制為載體,將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有機嵌入其中,促使我國古代法文化智慧結晶在當代法治化進程中繼續發揮作用。

  (四)技術主線:宏觀統籌與微觀治理相結合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的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9]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項特別復雜而系統的工程,需要構建和完善一套高度契合我國實際的國家制度以及掌握運用此制度治理社會的綜合能力。此過程始終有一條技術主線貫穿其中,那就是宏觀統籌與微觀治理雙管齊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10],這遵循了宏觀統籌和微觀治理雙管齊下的技術主線。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從宏觀統籌層面規定了我國法治模式的特殊樣態,確保法治建設各領域在每個重要環節都有明確的方向,全面統籌社會各領域的法律治理工作,從而堅定了我國自主性法治模式的立場自信和話語自信。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我國法治模式的總括和統領,為了確保社會各領域和法治體系內部能夠秉承法治建設的自主性立場,還將宏觀意義上的總體法治道路細化為不同分支。從社會各領域方面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實施領域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民生和軍事等方面;從法治體系內部看,法制建設、執法治理、司法改革、黨內法治和法學研究等內容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踐行面向。每個分支的法治道路作為宏觀總括的法治道路在各領域內的具體體現,結合各領域內的特殊法治情勢確保法治建設總基調和總目標得以更好地貫徹和實現。

  三、 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緣由

  從概念構成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作為元概念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三個子概念有機組成,其中“中國特色”占主導地位,決定了其他兩者的基本屬性,進而生成了選擇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緣由——法治綜合國情,其主要包括歷史必然性和現實重要性兩大基本維度。

  (一)歷史必然性

  1.契合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的歷史慣性

  自“五四憲法”頒布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歷經六十余載,經過了初步摸索、學習效仿、迂回曲折、革新發展、穩步提升、全面推進等階段,積累了豐富經驗,同時也遭遇了教訓,在這些經驗和教訓的背后卻是持續為構建我國法治模式所做的不懈努力。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并不是抽離前期基礎性實踐、平地而起的新鮮事物,而是早已深刻根植于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全過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只不過是在契合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的歷史慣性。比如在法制建設領域,數十年以來日臻成熟的立法技術和逐漸獲得共識的立法理念,促使一系列符合我國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進而鑄就了在2011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得以形成的歷史性突破。再比如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條不紊的普法活動催生全民學法和守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尤其是2001年全國法制宣傳日的確立從更大程度上強化了民眾對法治的內心信仰。因此,現行法律制度框架和民眾法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既有法治建設努力,已然走在了探索我國法治模式的道路上,從而決定了以此為基礎條件的我國未來法治化進程依然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倘若否定這種歷史慣性,拋棄全面依法治國理念,脫離我們自己的法治道路,就會出現如同建國初期照搬照抄蘇聯法治模式從而導致“只見數量、不見質量”的法治化水平低下的局面,重蹈“文革”時期法制弱化,進而導致社會陷入混亂的覆轍。

  2.符合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發展的歷史要求

  截至目前,人類社會形態主要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種類型,并且不同的經濟水平和文化積淀等外在條件決定了各種社會形態的治理模式凸顯出各自的特色及其局限性。在原始社會,人們按照族群被歸為不同的部落,部落內部的日常行為規范是通過風俗習慣、圖騰膜拜和自然力量等形成,其中風俗習慣缺乏足夠強制力,圖騰膜拜和自然力量則具有濃厚的迷信色彩和不可控性。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盡管“禮法合治”尤其是“德主刑輔”是當時我國治國理政的主流思想,但從根本上仍舊是人治主導的模式。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模式運行成熟可見,法治化程度相對較高,但資本主義法治是精英主義模式,其實施主體和價值對象僅局限于少數人。當今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堅持本國特色,但有些國家將這種立場予以絕對化,從而故步自封,存在嚴重的排外傾向。

  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必然需要對上述社會治理模式予以不同程度和面向的改良,這也是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發展史持續演進的必然要求。在新時代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我國能夠突破各種社會形態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主要得益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要求我國法治建設:一是形成適合鄉村法治發展的鄉規民約;二是推動具有現代法治精神的德法共治;三是堅持在黨的領導下以我國人民為法治實踐和法治價值主體,實現更加周延的包容性平等;四是在保持中國特色的同時,兼顧借鑒他國先進經驗。換言之,“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模式從各面向分別彌補了各種社會形態治理的不足,符合人類社會治理模式自身發展的歷史要求。

  (二)現實重要性

  1.法治權威層面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認為: “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有良法, 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 仍然不能實現法治。 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 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 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1](P202)國家治理法治化的終極目標不是良法之治本身, 而是在國民之中樹立“良法之治”的權威, 也就是法治權威。 然而,回首我國法治建設的歷程, 盡管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 法治政府的積極建設以及司法改革的穩步推進等都為提升法治化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從根本上法治的可接受性欠缺, 人民信仰法治從而依據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規范日常行為的情形并未常態化, 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社本位”思想依然存在, 政策權威和情理權威深刻影響著人民的意識形態和集體性格。 破除此法治化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因為人民的利益是踐行這條法治道路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法治建設的價值主體是人民本身, 這將激發人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此同時, 在這種法治模式之下, 人民是法治建設的實踐主體, 而不是實踐對象, 賦予人民以主人翁的身份進入法治各領域開展具體工作, 從而促使人民對于自身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事業主體的內心確認, 最終加深對于法治本身的內心確信, 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權威性。

  2.法治話語層面

  伴隨著法治實踐的不斷深入,具有我國本土色彩的法治話語逐漸涌現。比如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多元化糾紛調解機制,等等,這些中國特色法治話語體系化的過程都經歷了初始產生、具體應用和理論提升等階段,最終實現了從零散式話語表達到系統性話語體系的轉變。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早期使用只是停留在話語表達的層面,并沒有形成體系化的理論闡釋。時至今日,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要求對道路本身進行頂層設計層面的理論闡釋,從而有助于形成系統且多元的法治話語體系。除此之外,我國幾代法律人孜孜不倦追求法治中國夢并為之付諸實踐行動,這在事實上是始終堅持走中國的法治道路,然而卻沒有一套與之相匹配的話語體系予以表述立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為這些年積累的法治經驗找到了安身之處。

  3.國際社會層面

  國際法治理是國際社會治理的傳統模式,比如國際法理念、規則和機制等,長期以來都是促進各國和平共處和維護國際社會秩序的主要依據。伴隨著全球治理時代的到來,國家之間的國際交往更加頻繁,涉及的交往領域更加寬泛和深入,規范而有效的國際法治理模式亟需不斷完善,其中國際規則的制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然而,在國際規則制定的過程中,法治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占據了話語主導地位,能夠最大程度上將代表著自己國家根本利益的立法精神和理念融入到國際規則的制定之中,從而導致最終形成的國際規則體系帶有個別國家法治模式的濃厚色彩。因此,國際規則制定的背后是國家利益的角逐,法治大國掌握了規則制定的話語權,也就有條件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中為本國爭取最大利益。

  改革開放40年多以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民生活幸福安康,已經發展成為極具影響力的大國。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與他國交往愈發頻繁,參與國際社會治理的機會也有所增多。為了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我國必須在國家間交往行為的規則制定方面展現大國姿態,積極和主動地爭取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對國際法治理模式的不斷完善發揮實質性推動作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有助于推動我國法治化水平的大幅度提升,逐步發展成為法治大國,從而爭取更大范圍內的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同時,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只存在于國內法治環境之下,而且也包含了國際法治層面,那就是在國際社會法律治理的過程中,我們不是追隨或效仿他國法治立場,而是堅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維護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

  四、 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重要意義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問題及其治理的特殊性是歷時性和多維度的客觀存在,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u)早在1928年曾提出“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12](P9)的命題。如果我國法治建設偏執地全盤吸收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理論和制度,否定已形成的中國法治道路的“本我”立場,從而深陷法治理論話語和制度實踐的“西方中心主義”,那么,我國法治化進程就將缺失自主性建構的歷史積淀和制度安排,進而導致新時代我國法治建設的頂層設計將被徹底放棄。

  首先,從知識創造和傳播的視角看,如果我國法學研究和教育極端推崇“西方中心主義”,那么我國法治模式的理論表現形態則沒有基于中國自身的法治綜合國情予以生成,而是源自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既有理論,就可能導致我國本土化的法治實踐缺失對應的理論指導和分析工具,法治模式的理論屬性仍舊具有“西化”的濃厚色彩,從而無法滿足法治建設對理論支撐的現實需求。法學知識的創造和傳播,分別指向了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兩個層面,是法治模式的重要構成要素和法治模式理論維度的主要內容。長期以來,無論是在法理學領域抑或是部門法學領域,我國的法學研究一直都存在引介西方法學觀點、理念及思想的情形,西方國家的先進法學理論值得落后國家借鑒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此學習過程存在著理論與實踐不對稱的“錯位”現象,這正如美國法社會學家昂格爾(Unger)所描述的那樣,它(中國法學理論)把占統治地位的理論(西方法學理論)以及該理論代表的精神狀態與對(中國)法律在(中國)社會中實際位置的精確描述混淆在一起……把(中國的)法律秩序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與某些理論(西方法學理論)對(西方國家)這一秩序的描述方式等同起來[13](P50)。因此,我國法學研究如若一味地堅持“西方中心主義”,單純地引介西方法學理論,忽視對本國國情考量的中間環節,其最終效果不是促進我國法治建設,反而會帶來水土不服的消極影響。法學知識的傳播即法學教育作為法治模式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維度,無論是針對普通民眾的大眾教育還是法律從業者的專業教育,以我國自主型的法學教育體系作為立足點是法學知識有效利用和法學知識再創造的主要助力。比如,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事業輸送專業性人才的政法院校或者其他高校法學院,在向學生傳授法學知識的過程中,倘若脫離我國法治建設的綜合情勢,只是“就理論談理論”地給學生灌輸西方法學理論和思想,那么學生一旦畢業步入法律職業階段,面對真切的本土法律問題,就會出現理論與實踐脫節和“書到用時方恨其無用”的現實困境。

  其次,從制度實踐視角看,在我國法治建設過程中,相關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如果完全效仿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模式,將會嚴重阻礙我國法治化進程取得實質性突破。自鴉片戰爭以來的170余年里,懷揣救國圖強之中華復興夢的人們,試圖以“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作為經驗借鑒基準,引介西方法治理論,推崇西方法治模式,但得到的實踐結果與法治理想之間總是相悖的。長期以來,我國社會還始終存在著依戀和崇尚西方法治模式的思維傾向,其本質上是不思進取和頑固不化的惰性思維,這種現象長期存在于我國法治建設各領域的實踐之中。在法治化進程的初期階段,由于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事業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引進西方法治模式在規范我國社會生產生活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但在特殊時期持有的特別立場,并不代表其貫穿于法治化的整個歷史進程。如果我國法治化進程的推動始終追隨他國法治建設的步伐,每個階段都以他國經驗作為我國發展的藍本和依據,那么我國的法治建設始終走不出他國的影子,也就不會取得實質性突破。因此,反對“唯西方法治模式優勝或者至上論”,選擇契合我國基本國情的法治模式,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對于推動我國法治化進程的實質性突破具有決定性和方向性意義。但是堅持走獨立自主的法治道路并非閉門造“中國特色法治之車”,對待西方國家先進的法治文明也應該吸收其精華。“假設我們指望中國依靠社會自發的內部力量慢慢地‘生長’出一個法治社會,那我們就真的重走西方社會演進型法制的老路了,真的有可能重走幾代人貧困、流血、動蕩的歷程。”[14]因此,在堅持走本國法治道路的同時,我們也要在充分考察國內法治綜合國情的前提下有選擇地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法治建設的有益經驗。

  五、結 論

  回首我國法治化進程數十載,盡管走過的法治道路從未停止探索適合中國實際之法治模式的腳步,但直到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開宗明義地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才標志著我國法治建設在頂層設計層面系統性地確立了“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模式不是人們臆想形成的,也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我國歷史進程和現實條件共同促成的。因此,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一方面要促使我國的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文化進行深度融合,并且吸收域外法治模式中契合我國法治土壤的有益成分,進而以當下我國法治綜合國情為基點,與時俱進地完善我國的法治體系;另一方面不能將這條法治道路束之高閣,只在宏觀層面作為法治建設的總體性方向,還須具體到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更為細化的法治實踐微觀領域,確保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模式全方位地落實到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事業的各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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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引用格式:馬治國,張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法理學釋義[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9(06):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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