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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織》與《變形記》的比較研究歷程

時間:2015-05-18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4314字
摘要

  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寫作及成書時間學界尚未定論,其名篇《促織》寫于何時還難于確定。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生活于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其小說《變形記》寫于 1912 年,發表于 1915 年。盡管中奧兩國作家生活的時代及地域都有所不同,但毋庸置疑他們是兩位幻想奇才。蒲松齡一生癡心志異,《聊齋志異》整體上達到了中國古代文言小說創作的高峰;卡夫卡醉心寫作,被尊為“西方表現主義大師”.兩篇小說都寫了“人化為蟲”的故事,這種相似性,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新時期初期,伴隨著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的復興,著名學者方平先生1982 年在《讀書》雜志上發表《對于〈促織〉的新思考---比較文學也是“思考的文學”》一文,首次將《促織》與《變形記》兩者聯系在一起,借助于“異化”這個來自于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這一概念,作為有效的可比尺度,對它們進行了比較分析,可謂是開創了《促織》與《變形記》比較研究之先河,這也是新時期第一篇關于兩者比較研究的論文。此后,不少學者從各個方面,對兩者進行比較,拓寬了研究領域,使其向縱深發展,也令人耳目一新。但仿佛時尚的循環,隨之而來的是時或出現復述、改寫的“體會”,特別在 2000 年以后,出現了許多“炒冷飯”的行為,引起我們的注意。

  縱觀《促織》與《變形記》的比較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979 年至 1989 年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研究視角相對單一,多數集中在思想主題的異同比較以及馬列文論指導下的社會學分析層面,盡管不免受時代局限,但學者們還是努力挖掘到兩篇作品背后的一些本質性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研究的高峰;1990 年至 1999 年為第二個階段,雖然前一階段的研究色彩、價值取向有些淡去,并未發現太多新的問題,學術的“炒冷飯”行為也開始萌芽;2000 年至今則為第三階段,隨著研究角度多元轉變、視角拓展、層次加深,關于兩者的比較研究理應取得突破性進展,但我們看到的大多卻是學術上的“炒冷飯”,令人失望。

  第一階段關于《促織》和《變形記》的研究多集中在“異化”主題比較上。如研究者正確總結的:“方平在文中倡導比較文學的‘思考性',并試圖通過比較《變形記》與《促織》來論證平行研究在異中求同和同中求異的同時還要進一步思考分析。作者認為’人變蟋蟀‘與’人變甲蟲‘不約而同地揭示了不合理社會制度下人的’異化‘悲劇,雖然兩篇文章都富有悲劇色彩,但其悲劇程度卻有所差異,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是歷史因素而非美學因素。”

  顯然這一階段關于兩者的研究有著很明顯的馬列文論色彩。有的從社會環境和人與人的關系角度分析了兩部作品不同的社會現實意義和藝術價值,如孫大公的《為悲愴人生增添一線喜色---也談〈促織〉和〈變形記〉的比較》;有的通過兩篇作品的比較論證了卡夫卡和蒲松齡在時代、地域、社會制度和個人經歷等方面的差別,如厲嚴正的《〈變形記〉與〈促織〉》[4];有的則認為三部作品中的荒誕意識源自本身荒誕的生活,如牧惠的《蟋蟀、甲蟲與牛鬼蛇神---〈促織〉、〈變形記〉、〈我是誰?〉中的荒誕意識》[5];有的認為兩位主人公“變蟲”的不幸遭遇源自社會政治、家庭環境、自身性格三個因素,如方曉明的《人為什么會變成蟲---〈促織〉和〈變形記〉比較》[6],此篇論文已有“炒冷飯”之嫌。

  第二階段關于兩者的研究雖然馬列文論色彩有所褪去,但大都還是關于“異化”主題的研究,而且學術的“炒冷飯”行為也開始明顯出現。陳祥梁的《〈變形記〉與〈促織〉》[7]從兩文在成文時間、政治氣候和寫作土壤等方面的比較,很明顯地與厲嚴正的文章探討的大多相似。而陳衛華《〈促織〉和〈變形記〉比較分析》[8]則認為兩文雖有著共同的“異化”主題、反諷意識和現實與荒誕水乳交融的創作手法,但是二者在主題的深度表達、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又存在一些差別,可以說此篇論文的前半部分也是一種“炒冷飯”行為,只有后半部分得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葉晗《異化的先聲:〈促織〉和〈變形記〉比較談》[9]則圍繞異化主題、異化本質、藝術手法三方面對兩篇作品進行了的分析比較,這也是在重復之前的研究,并未提出什么新的觀點。

  第三階段關于兩者的比較研究,是清一色的“異化”主題的比較,學者“試圖”運用或者結合西方文學理論概念來探討兩部作品背后所蘊藏的東西,盡管研究角度有所轉變,但基本沒有跳出 80年代以來的模式,且大多都是低水平的重復。這些論文有的比較了兩位作家的創作動機及處理“異化”主題的方式和目的,如鮑慶忠的《〈促織〉和〈變形記〉的比較研究》[10],分析出來的原因還是認為由于客觀社會條件的相似性和主體創作態度的相似性等原因造成的,這就重復了前人的結論。萬姍姍的《人·蟲·社會的悲哀---〈變形記〉和〈促織〉中“人變蟲”的比較》[11],孫世權的《不一樣的變形記---比較解讀〈變形記〉和〈促織〉》[12]和《異化的人性 扭曲的社會---再讀〈變形記〉和〈促織〉》[13]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重復現象。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一篇論文是曾艷冰的《卡夫卡與〈聊齋志異〉》[14],其雖然并未專門對《促織》與《變形記》進行比較研究,但通過對卡夫卡與蒲松齡及其兩者的作品,進行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比較分析,得出了如下結論:卡夫卡的孤獨與蒲松齡的孤憤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他們創作的差異又決定了他們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的差異;卡夫卡選擇了寓言作為他的寫作方式和表達方式,蒲松齡則選擇了隱喻作為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卡夫卡是以荒誕變形的手法來表現現實生活中人的異化問題,蒲松齡則是通過志怪變形將現實詩化,以寄托作者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卡夫卡將小說當作生活本身,追求最高的真實、夢幻般的真實,蒲松齡則將小說當作詩來寫,通過小說敘事來言志抒情,并為小說創作開拓出一片新的藝術表現天地。可以說這些結論既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在前人的基礎上得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同時為隨后的研究提供了許多借鑒。

  有的則深入探討了變形背后的中西方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甚至是審美差異,如韓璽吾的《〈促織〉與〈變形記〉:荒誕的背后》[15]和趙玉柱的《“變形”背后的中西方審美心理差異---〈促織〉與〈變形記〉比較研究》[16],它們可以說是這一階段的兩篇學術含量較高的文章。隨后,汪霞的《“異化”背后的民族意識---〈促織〉與〈變形記〉之比較研究》[17]、陳德琥的《畸變中有異趣 荒誕里寓灼見---〈變形記〉〈促織〉“人變蟲”藝術符碼解讀》[18]、姚志忠的《靈與肉:脫殼奔逃還是共歷苦難---關于〈促織〉〈變形記〉的一些思考》[19]、高瑞剛《同是人變蟲,結局各不同---由〈促織〉與〈變形記〉分析中西文學大結局模式差異之原因》[20]對其就存在著明顯1與〈促織〉比較》[21],張淑芹、張旗的《從〈促織〉的物化到〈變形記〉的異化》[22]則是對前兩個研究階段成果的綜合。王雅娟《以不同的話語形式演繹相同的文學情境---〈促織〉與〈變形記〉比較》[23]則又重復了第一階段的研究結論。梁俊霞《絕望中的生命---試論〈變形記〉和〈促織〉之異同》[24]、田菡君《兩部人變蟲母題的小說:〈變形記〉與〈促織〉》[25]、石生珍的《〈變形記〉〈促織〉異化現象研究》[26]亦是在重復前人的結論分析,沒有任何新意可言。譬如,盡管大多數研究者亦步亦趨,不厭其煩地復述到了《明朝小史》等所載的那個由于皇帝喜斗促織而引發的悲劇,并大都認為此則故事是蒲松齡創作《促織》的素材來源之一。但我們很少看到有哪位研究者關注到了“斗蟋蟀”乃是一個久遠的民俗文化傳統。

  正如孟昭連教授《中國蟲文化》一書中所言:“宋代的斗蟋蟀活動有較多的資料記載,從正史、筆記、詩中都可以看出來”[27]169,“斗蟋蟀之風到明代愈刮愈盛,竟刮出個酷好此戲的’蟋蟀皇帝‘明宣宗來。”[27]173作為一個以文刺時的作家而言,蒲松齡不會不知道這個傳統。由此可知,關于兩部作品的探究還有一些未曾發現的問題,我們不應該只會去“炒冷飯”,而應積極地去發現問題。上述枚舉不夠完全,但以少總多,問題的嚴重性已無可回避。

  初步考察新時期以后《促織》與《變形記》的研究史,可以看出八十年代關于兩者的比較研究已達到了一定程度的飽和,自此之后進入九十年代,特別是 2000 年以后,雖有幾篇學術含量較高的論文,但更多的則是對既有成果視若無物的“炒冷飯”.其多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簡單修改,亦或是綜合幾家之言,以成自己“一家之言”.

  無疑,這是一種低水平的重復行為,對兩者的比較研究沒有任何的推動作用,造成了學術資源的浪費,對這種行為“聊齋學”研究界應當予以更多重視。多年前,筆者的同事、師長,著名的《聊齋志異》研究專家張稔穰先生,就曾在多年嘔心瀝血所撰論著的“后記”中寫道:

  我的關于《聊齋志異》的論文發表之后,有的同志根據這些論文的觀點,換了一些材料,又寫成了自己的論文;有的將我的論文大量收進自己的書中,在“后記”中只作了一句輕描淡寫、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的說明;有的教材也采用了我的論文中的一些觀點、材料;1985 年我在第二次全國蒲松齡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有的同志竟將這篇論文換了個題目,改動了個別詞句,署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28]

  這是多么不公平!發生在《聊齋志異》名篇研究的現象,不是偶然孤立的,名著特別是小說名著研究多如此,成因當然也是多方面,正如學者分析的“:科研’炒冷飯‘之所以流行,一方面是原創難度大,另一方面是科研人員懶惰和投機。”[29]

  產生的后果則是“科研’炒冷飯‘將埋沒原創價值”[29].為什么斗轉星移,上述掠美現象多年持續依舊,出現如此之夥(并不限于此)略帶時間差且此伏彼起的“合唱”?缺少真正學術史意義上的總結,缺少對不良學風的有效批評,盈利性垃圾刊物叢生,造假成本低,等等,皆是。伴隨文獻檢索技術手段的改進,復制性質的論文將愈益難以遁形,學術史的整理和評價將會愈益合理定位,而無論是哪種原因,都是我們在以后的學術研究中應當予以克服、避免和警惕的。因為只有如此,《聊齋志異》的學術研究才不會埋沒真正的原創之作的價值,才會不致辱沒柳泉居士的創造性勞動的結晶。

  參考文獻:

  [1]方平。對于《促織》的新思考---比較文學也是“思考的文學”[J].讀書,1982,(11)。

  [2]朱振武,謝秀娟《。聊齋志異》與外國文學比較研究三十年[J].蒲松齡研究,2011,(2)。

  [3]孫大公。為悲愴人生增添一線喜色---也談《促織》和《變形記》的比較[J].麗水師專學報,1987,(1)。

  [4]厲嚴正《。變形記》與《促織》[J].南都學壇,1987,(4)。

  [5]牧惠。蟋蟀、甲蟲與牛鬼蛇神---《促織》、《變形記》、《我是誰?》中的荒誕意識[J].齊魯學刊,1988,(4)。

  [6]方曉明。人為什么會變成蟲---《促織》和《變形記》比較[J].山東師大學報,1989,(5)。

  [7]陳祥梁《。變形記》與《促織》[J].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1997,(3)。

  [8]陳衛華《。促織》和《變形記》比較分析[J].株洲教育學院學報,1998,(4)。

  [9]葉晗。異化的先聲:《促織》和《變形記》比較談[J].杭州應用工程技術學院學報,1998,(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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