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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毛姆和傅惟慈譯本的譯者主體性比較

時間:2019-11-23 來源:文學教育(下) 作者:黃蓉,梁梅 本文字數:4532字

  摘    要: 任何一種翻譯活動,都離不開譯者對原作者所認識的事物的再認識與再表達,譯文即是譯者主體性的再現。不同時代的譯者在翻譯同一文學作品時所使用的翻譯技巧和翻譯策略大有徑庭,譯本在文體風格、語言修辭等方面的展現也有所差異。從譯者主體性的角度出發,對比分析《月亮和六便士》的兩種中譯本,從譯者所處時代背景、翻譯風格等角度出發,可知譯者是如何在譯本中發揮譯者主體性的。

  關鍵詞: 《月亮和六便士》; 譯者主體性; 翻譯;

  一.原作風格簡介

  The Moon and Sixpence[1]是英國小說家威廉·薩默賽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成書于1919年的長篇小說,《月亮和六便士》是其中文譯本普遍選擇的譯名,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英國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擁有體面的職業、較高的社會地位、和令人生羨的幸福家庭,但卻迷戀上了繪畫,像“被魔鬼附了體”,突然拋下妻子兒女,離家出走,孤身到巴黎去追求繪畫的理想,他的行徑沒有人能夠理解。身處異國他鄉,主人公思特里克蘭德不僅肉體上經受著貧窮和饑餓的煎熬,為了尋找藝術表現手法,他的精神也遭受著痛苦折磨。經過一番離奇曲折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遠離文明世界,隱遁到人跡罕至的塔希提島上。在那兒,他終于找到靈魂上的安寧,以及與自身藝術氣質相和諧的氛圍。他同一位名叫愛塔的土著女子同居,創作出一幅又一幅震驚后世的杰作。思特里克蘭德曾在其住房四壁畫了一幅表現伊甸園的曠世杰作,之后便染上了麻風病以致雙目失明。但在臨死之前,他卻逼愛塔承諾會放火把房子燒得干干凈凈,愛塔履行了諾言,那幅大師級的畫作便這樣付之一炬。

  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毛姆采用的“說書人”式的寫作手法令人印象深刻,時而直接敘述,時而追述,旁白的時候,又會插入點議論,或是借助第三者的口補述一段逸聞瑣事,或是筆鋒一轉,寫著寫著就偏題了,雖說寫的是別人的故事,但卻對比襯托出主人公的特立獨行,主人公的整個人生故事也由此連綴起來,人物性格與形象也因此更為生動豐滿。毛姆的作品最大的特點就是讀起來幽默風趣、興味盎然,這與他在小說中常常表現出的姿態有很大關聯,毛姆的文字氣勢上雖未咄咄逼人,但語氣還是會使人感到一種超然于小說和讀者之外的英國式的冷漠,不免有些尖刻的筆觸,準確地刻畫出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所見所聞。這種寫法使得敘述人既不受空間、時間的限制,也不受生理、心理的限制,能夠自由靈活地反映所要刻畫的社會現實。但這種寫法也有些許弊端,比如敘事客觀真實使人信服的同時也會暴露出不如第一人稱親切自然的短板,且易使讀者產生敘事人絮絮叨叨,瑣碎啰嗦之感。因此,在原作與跨文化讀者成功搭建交流橋梁的過程中,譯者的主體意識和翻譯風格顯得尤為重要。

  二.譯者主體性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作為主體的存在,作為世界文學的創造者,作為人類文明的推動者,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譯者文化地位才一改邊緣化現象,翻譯主體才得到了應有的肯定和研究,并逐漸走向深入。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譯者主體性的特征表現為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2](p22)“對文學翻譯而言,譯者對翻譯、原作、譯本功能、讀者等的認識不同和譯者個人的審美取向、學識修養等的不同又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譯者的翻譯,譯者因此受到來自語內、語外,自身的、外在的等各方面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互相作用、互相融合、動態地影響著譯者功能的發揮。”[3](p191)《月亮和六便士》已有多種譯本,其中傅惟慈的中譯本(以下簡稱傅譯)[4]、李繼宏的中譯本(以下簡稱李譯)[5]極具代表性,本文擬從譯者主體性的角度出發,選取傅惟慈和李繼宏的譯本進行對比,目的在于分析不同時代的譯者在《月亮和六便士》的譯文中是如何發揮譯者主體性的。
 

《月亮和六便士》毛姆和傅惟慈譯本的譯者主體性比較
 

  三.兩個譯本的譯者主體性分析

  毛姆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異域風情,毛姆的作品之所以能長盛不衰,除了情節上的引人入勝,故事的異域背景也不可或缺,毛姆對異域生活有著出色的描繪,這給他的作品帶來了持久的魅力,他的許多作品異國情調濃郁,這是它們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之一。[6](p61)《月亮和六便士》的兩個中文譯本極具代表性,傅惟慈先生的譯文多使用異化的翻譯策略,而李繼宏的譯文更通俗易懂,歸化痕跡更明顯。請看以下幾例:

  (1)The Prime Minister out of office is seen,too often,to have been but a pompous rhetorician,and the General without an army is but the tame hero of a market town.(William Somerset Maugham,2016:1)

  傅譯:人們常常發現一位離了職的首相當年只不過是個大言不慚的演說家;一個解甲歸田的將軍無非是個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傅惟慈,2014:1)

  李譯:人們常常發現,離任的總理原來只是個能言善辯的口舌之士,卸職的將軍也無非是個軟弱可欺的市井之徒。(李繼宏,2016:3)

  (2)It must have been bad for the furniture,but I suppose the hostess took her revenge on the furniture of her friends when,in turn,she visited them.(William Somerset Maugham,2016:12)

  傅譯:這對主人的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是我想在輪到主人到這些人家里作客的時候,肯定也會在她朋友的家具上進行報復的。(傅惟慈,2014:12)

  李譯:這對家具來說肯定是不好的,但我想女主人到她這些朋友家里做客時,應該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椅子。(李繼宏,2016:13)

  (3)Sometimes they lounged at the steps of a church,and sometimes dallied among cypresses against a cloudless sky;sometimes they made love by a Renaissance well-head,and sometimes they wandered through the Campagna by the side of an ox-waggon.(William Somerset Maugham,2016:73)

  傅譯:這些畫中人物有時候在教堂門口臺階上閑立,有時候在一片晴朗無云的碧空下的柏樹叢中戲逐,有時候在有文藝復興時期建筑風格的噴泉邊調情,也有時候跟在牛車旁邊走過意大利田野。(傅惟慈,2014:79)

  李譯:這些人物有時候懶散地于教堂門口的臺階上佇立,有時候快樂地在藍天下的柏樹林中嬉鬧,有時候在文藝復興風格的水井邊做愛,有時候趕著牛車從美麗的原野走過。(李繼宏,2016:75)

  (4)“The mills of God grind slowly,but they grind exceeding small,”he said,somewhat impressively.(William Somerset Maugham,2016:259)

  傅譯:“上帝的磨盤轉動很慢,但是卻磨得很細,”羅伯特說,頗有些道貌岸然的樣子。(傅惟慈,2014:290)

  李譯:“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故作深沉地說。(李繼宏,2016:257)

  從“怎么譯”的角度,譯者主體性表現為譯者偏離原作形式或內容的更大的自由性。文學翻譯中,譯者因自己的審美取向或為增強文學性而主動對原文進行改寫,這是譯者主體性有意識狀態,譯者主觀感悟使原文帶有明顯的個人色彩,這是譯者的無意識狀態,就時代性而言,原文可以不變,但譯者會隨時代而變,這是一種自主或不自主的狀態,即半有意識半無意識狀態。[7](p43-44)

  例(1)中,通過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傅惟慈將“tame”理解為“平淡乏味”,并將“the tame hero of a market town”譯為“市井英雄”;而李繼宏則將“tame”理解為“軟弱可欺”的意思,進而將詞組譯為“市井之徒”。原文中的“tame”該作何理解呢?查閱詞典發現“tame”的英文解釋為“not interesting or exciting”,對比發現,其實第一種譯法也許更為貼切。

  例(2)中,傅惟慈首先補充了主語,使句意更加明確,詞組“take revenge on”采取了直譯的翻譯方法,直接翻譯成“報復”之意,李繼宏則借鑒了中國人很熟悉的一個漢語詞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結構,將其處理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椅子”,采用了歸化的翻譯策略,準確傳達了原文句意,亦增加了譯文的趣味性。

  例(3)中,兩位譯者對“make love”這一詞組的翻譯處理完全不同,傅惟慈將之翻譯成了“調情”,譯文營造出一種曖昧且朦朧的氛圍,而李繼宏則直接翻譯成了“做愛”,十分直接且露骨,同樣的原文,經過不同譯者之手,產生了相異的譯文,這與兩位譯者所處時代不無關系,傅惟慈所處的年代相對保守,而李繼宏所處時代則更自由奔放,這兩種譯文都考慮到了讀者接受度,都是作為翻譯活動主體的譯者發揮主體性的結果。“Campagna”一詞的譯文,也略有區別,結合原文本上下文,傅惟慈的譯文更能顯示出異域風情,所展現出的美也更為具體。

  例(4)中,對比原文,傅惟慈的譯文在句式和措辭上都與原文比較接近,而李繼宏似乎對中國成語十分熱衷,“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乍一看很是奪人眼球,但恐怕與原文不太貼切,不免有用詞過度之嫌。

  這些截然不同的譯文,出自兩位譯者之手,譯文不同的原因,便是作為翻譯主體的兩位譯者對原文理解的不同,也是譯者應當時社會的針對性需求所做出的理性選擇,并因此左右了譯入語讀者對于譯出語原文的理解和欣賞。傅惟慈先生1923年生于哈爾濱,是我國近代著名文學翻譯家。傅惟慈年輕時原先想著當一名作家,因為特殊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才轉向翻譯。在“文革”那個什么都不能做的年代里,翻譯是他選擇的“逃避之路”,他借著翻譯來忘記殘酷的現實,從而獲得“自由”。傅惟慈講求閱讀趣味,尤其偏愛毛姆和格林這類會講故事的作家。“文革”后的傅惟慈選擇在北京語言學院教授英國語言及翻譯課,主要翻譯英國現當代作品,1980年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成立后,擔任理事一職。老一輩的翻譯家的譯本盡管飽受好評,但可能已經無法滿足年輕一代的讀者的需求,存在著時代局限性。李繼宏先生是知名的80后譯者,出版有百萬級暢銷譯著《小王子》、《瓦爾登湖》、《與神對話》、《了不起的蓋茨比》、《追風箏的人》等,譯著涵蓋小說、散文、社會學、經濟學、哲學、宗教等領域,互聯網時代,譯者主體性得到了充分的張揚,譯者為了迎合市場的需求,翻譯活動在語言層面上更具創造性,文字層面上的可讀性也更高。

  概而言之,傅惟慈先生的譯文通順流暢、文字典雅、用詞精準、忠實于原著,具有濃厚的異化色彩和濃郁的異國情調,雖存在“洋味”十足的地方,但并不違背準確而完整地再現原作這一翻譯準則,并展現了以“異化為主”的翻譯思想。譯者李繼宏的版本簡潔流暢,行文自由隨性,對譯文句式進行了大量的創造性改造,譯文中帶有明顯的歸化痕跡。兩種譯文風格大相徑庭,充分展現了譯者間不同的翻譯思想,也是譯者主體性不同發揮的結果。

  四.結語

  譯者是原著和譯作之間能動的橋梁,譯者主體意識發揮的過程也就是其與原著、與譯語讀者相互交流的過程,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必須處理好原著與譯作的關系,在“忠實原著”的基礎上,既隨心所欲,又不逾規越矩,做到靈活翻譯,使原文的意義在另一種語言文化中得到最貼切、最自然的再創造,從而,更好地去表達出原作的思想。

  參考文獻

  [1]William Somerset Maugham.The Moon and Sixpence[M]. China: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6.
  [2]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J].中國翻譯,2003,(1).
  [3]葛校琴.后現代語境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4] [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傅惟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5][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李繼宏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6]秦宏.毛姆作品在中國的譯介與研究[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8,(2).
  [7]周領順.譯者行為批評:路徑探索[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黃蓉,梁梅.《月亮和六便士》兩個漢譯本對比分析[J].文學教育(下),2019(11):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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